“我们要素市场如果很贫瘠，我们国家哪怕GDP是老二，以后变成老大，我们的国力对世界的影响力也不够大。美国之所以对世界的影响大，除了他的军事力量、货币力量以及高科技，其实美国的要素市场影响全世界，美国要素市场的价格为全世界定价。”10月27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在第三届CEW中国能源周——2020行业影响力年会上说。

黄奇帆指出，在能源方面，虽然中国是亚洲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国，但亚洲能源期货中心、交易中心却不在中国，而在新加坡，这说明中国在要素市场方面还没有做好。

黄奇帆称，应努力将中国的石油天然气要素市场发展好，并以此作为今后5年、10年的目标。

在推动国内大循环的战略下，黄奇帆指出，在能源方面要做好六件事：增加页岩气的开采；加大煤化工的深度开发；开发低碳、高科技的新能源；将上海能源交易中心的地位确立起来；把宁波打造为与上海匹配的交割中心；在现货交易中利用好大市场的结构，与国际贸易结合起来。

以下是演讲的主要内容：

能源问题是十分重要的问题，首先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商品，是决定着整个国家经济和老百姓生活的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同时它也是国家要素市场一个重要方面。今年疫情下，中央就能源相关联的问题有两个主要的举措，一个是4月9日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决定（注：《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这个文件对中国要素市场的建设具有决定性、里程碑意义；一个是，5月推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我认为，这两个战略对下一步中国能源的发展、能源要素市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我今天的发言首先就要素市场的建设，对中央文件的理解和国内经济“内循环”、“双循环”的理解做一些沟通，然后再对能源相关联的内容提六点建议。

中国在要素市场方面存在四大薄弱环节

4月9日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建设的文件极其重要，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新时代进一步发展采取的具有历史性、战略性、标志性措施的文件。中央在这个文件中也推出了一批具有资源优化配置的措施，意思是这些要素市场的措施到位的话，实际上会使整个中国每年不需要多少投入就可以产生上万亿改革红利。它也是中央在新的阶段，以更高水平开放、更深层次改革、更高目标宣示了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文件。所以，这个文件的重要性怎么讲都不会过。具体来讲，这个文件有三个层次的意义。

一是中央提出了更高标准地建设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目标。市场经济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商品市场体系，一个是要素市场体系。就商品市场体系来说，在1980年之前，可以说中国97%的商品都是国家定价、国家配置的，那个时候是以计划经济为主的体系，基本没有市场经济体系。印象中，80年代初我在上海，当时还都是年轻人，都在发改委的大楼里。那时我们每星期开会，都要研究一两个商品定价的事，即使这么研究，有的商品还要到人大常委会定，所以那时的确是计划定价。时至今日，中国的商品市场可以说比较彻底地市场化，各种各样的商品97%以上都由市场定价，遵循市场竞争，遵循市场供求，遵循市场定价。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要素市场基本上还没有进入市场化的体制。我们知道千千万万种商品背后支撑的基础就是要素市场，要素市场并不是有几千几万种，要素市场的要素也就是十七八种，但是这十七八种的要素就决定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市场体系，是一个后盾。我国在要素市场方面，还有四个薄弱环节：第一个是要素基本上还没有以市场来配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以市场配置为主，政府服务为辅的一个结构，但我国要素市场目前还是政府配置为主。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要素市场流通、流转、流动不顺畅，部门之间有障碍，地区之间也有障碍。第三个是价格，基本上由政府在定。第四个是要素市场的发展还不足。即使中国的股票市场发育了30年，也不能说现在股票市场的发育充分了，最起码中国的股市现在还不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晴雨表。我们这20年GDP翻了三番，各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好的时候股市也不见得涨，还跌，不顺时股市还会奇怪地上去，所以这里面市场化发育还没有到位。这四个问题不是我说的，是中央文件说的，我只是在转述中央文件。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中央文件说要把要素市场的发育、畅通市场化配置，作为下一步要素市场改革的重要环节。

要素市场改革是制度性的，可以产生增量红利

二是要素市场的发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必然的环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种基础性的、制度性的改革，是一种结构性的、体制机制性的改革，是在源头方面、要素供给方面进行的改革。所谓的要素供给包括制度成本，也就是我们说的税费，各种各样的制度管理费用。第二个就是要素市场的各种要素，包括劳动力供给、企业的供给，还包括各种创新模式的供给。这个方面的供给一旦上去，那就是国民经济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平时讲需求侧调控，一辆车开一千公里必须调节，必须不停地左一下右一下地调控，所以宏观调控、需求侧调控永远不要说过时，永远不要说不需要，没有这个调控汽车就达不到目标。但即使你开了一千公里，不断地调控，调控完了汽车不会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在修改汽车的动力，修改汽车的发动机，所以供给侧改革是长周期的、制度性的安排。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过去五六年“三去一降一补”，是从供给结构中的供给侧角度讲供给过剩的东西，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这个事做到目前取得一定的成就，基本平衡之后，我们要从深层次讲，就是要素供给不到位，所以中央现在把要素市场改革作为供给提出来，实际上有巨大的、深刻的意义。要素市场改革是制度性的、基础性的，一定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优化配置，产生增量红利。

比如，土地要素市场改革说了三件事：同股同权、增减挂钩、占补平衡。以同股同权为例，今年1月1日《土地法》确认土地不需要政府征用，作为集体用地用不着转成国有土地才能拍卖。所以，土地要素市场要打破流转的障碍，管你是集体建设用地还是国有土地，可以同股同权一起拍卖。我们国家现在每年差不多有200万亩农村的集体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以50万一亩计算，一年就有一万亿，农村、农民就能获得一万亿的收入。因此，光是同股同权，就能有一万亿的红利反哺农村。要素市场只要一旦启动，改革成功，每一项都会对国家一年产生一万亿、两万亿的好处。

要素市场改革至关重要，关乎国家的国际影响力

要素市场改革的第三个作用就是城市和城市、国家和国家竞争的核心动力的问题。任何一个要素市场都有五种功能，不管是股票市场还是石油要素市场：第一个当然有着公平公正，形成一个市场次序的功能；第二个是对要素产生定价、发现价格的功能；第三是使要素在全世界、全国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第四是要素市场要么不交易，一旦成交易就是一千亿一万亿甚至几十万亿的市场，像股票市场一年有几百万亿的交易规模，它一定会变成一个区域有关这个要素资金的中心；第五，要素市场也会集聚大量的参与者，不管是供方、需方、中间者，还是律师、会计师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中介机构，会形成人才的中心、信息的中心等等。

某种意义上，一个城市和一个城市的竞争，核心表现在要素的竞争。我们要素市场如果很贫瘠，我们国家哪怕GDP是老二，以后变成老大，我们的国力对世界的影响力也不够大。美国之所以对世界的影响大，除了他的军事力量、货币力量以及高科技，其实美国的要素市场影响全世界，美国要素市场的价格为全世界定价。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用了全世界最多的石油天然气，每年进口70%以上的石油天然气，在亚洲地区我们也是最大的石油天然气的消费地区，居然亚洲的能源天然气、石油消费的期货中心、交易中心、要素市场中心不在中国，而在新加坡。现在世界石油天然气的要素市场，在纽约、芝加哥，欧洲占了两个，还有一个是新加坡，新加坡是2008年做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这个方面有问题或者没有到位。

基于这三条，也就是中央推动要素市场发展和这三件事有关。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基础性的环节；一个是对国民经济发展，通过要素市场建设能够产生每年几万亿红利的环节，是有红利、聚财型、生财型的改革，资源优化配置的改革；第三个是国际间核心竞争力。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今天开中国能源周，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努力把中国的石油、天然气要素市场，管它是现货市场还是期货市场，都应该把它发展好，应该成为我们今后5年、10年的目标。如果新加坡从无到有，从2008年开始干到现在变成亚洲中心12年，我们现在（开始）已经干了5年、10年，如果再到2030年没有干起来，我们都是无能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定要落实中央的文件精神，把这件事做好十分重要。

美国剿杀中国得不偿失，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第二点，说一下现在的“内循环”、“双循环”的问题。我们正面临着疫情，又面临着人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这几个月中，应该说比2018年、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阶段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激烈地推动各种撤资、甩锅、脱钩的论点，并采取了一系列实质性的脱钩措施。现在如果把他的脱钩状态、各种各样的脱钩观点归纳一下，大体上包括贸易脱钩、资本市场脱钩、金融脱钩、投资脱钩、技术脱钩、互联网脱钩、教育脱钩、美元货币和港币脱钩，用长臂管辖的原则用美国的国内法替代国际法对中国企业进行打压等等。尽管这些脱钩还没有真正发生，有的只是政客们的说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些言论的背后还是有一系列实质性的动作。

我们应该按照毛泽东当年的说法，在战略上藐视它，在战术上要重视它，遵循中央应对贸易摩擦的原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保持定力，增强信心；守住底线，灵活应对；抓住关键，补齐短板，对中国国民经济存在的薄弱环节努力化解消除。《孙子兵法》说要取胜，先为不可胜，使自己利于不败之地，然后再打败对手。在这方面，我相信我们国家一定能够在美国脱钩论、撤资论面前最后取胜,因为这个世界的竞争其实是几个方面，也就是跨国公司、商品市场的竞争：一是技术是核心，看你有没有核心竞争力；二是资本是基本面，你有没有巨大的跨国资本，你的财力怎么样；三是市场是一切的基础，市场是各种企业的王牌。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占有市场这个王牌，我们也有一定的资本，也有一定的技术。美国有关键技术，也有资本，但是市场短缺。在这个意义来说，如果我们是一个市场很小的国家，又缺技术和资本，美国人要剿杀很容易。但是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市场，丢了中国市场就丢了自己的老命，得不偿失，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自损一千五。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有一个想法。比如说，美国在中国30年投资的企业一共一万多个，总的30多年投了5千亿美元，形成了7千亿美元的销售值，利润500亿。如果真的脱钩，当然中国立马就少了7千亿美元的产值，相当于5万亿人民币市场。5万亿人民币差不多200多万人的产值，250万人下岗，也会形成1.5万亿的GDP，GDP在我们100万亿中减掉1.5万亿，我们是有损失，具体的一个地方会受冲击。就像宏观上，我们一季度因为疫情经济负增长，但是我们又缓过来了，所以我们有回旋余地，会有解决的能力，（中美脱钩）对我们会带来冲击，但不会致命。但是反过来，美国的这些企业一旦撤资，7千亿美元、5万亿人民币市场的丢掉，不可能在美国复制，也不可能在欧洲、北美、非洲，这7千亿是中国市场可以包容的。所以丢了这些利润，这些企业就关门了。美国通用汽车和上海合作，如果真的关门，立马从全球最大的汽车商变成二流，所以企业家的“皇上”，美国跨国公司的“国王”是市场，他们是听市场，听资源优化配置效益的，是听股东会、董事会的。因此，政客们主观唯心主义地一说，会对经济有几年的干扰，但决不会影响全球化的趋势。

在这个背景下，中央非常睿智地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我相信这个战略会成为今后5年、10年，直到中国成为（第一大）世界经济强国的时候，今后还会继续推行，因为当今世界，世界经济强国的经济模式基本上以“内循环”为主。

美国是世界上很开放的国家，但是它始终以“内循环”为主，是以国内雄厚的市场空间吸引着天下的企业，天下的各个国家围着它转，它也引领着世界。欧洲也一样。有人算过，德国、法国现在的外向度都在70%，以此证明中国50%、60%的外向度也不高。这里面有一个观点上的错位，如果你去看90年代以前的德国、法国，每个国家单独算外向度都在20%左右，现在算都在百分之六七十，为什么？申根协议。整个欧盟是一个国家，他们相当于中国的这些省，是一个内循环，如果上海的产品到各个省或者各个省的产品到上海算上海的进出口，那么这个外向度达到百分之七八十都有。我们把欧盟当作一个国家当然高。

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在振兴过程的30年，外向度接近60%，但是80年代之后开始收缩，现在日本的外向度是27%。因此，“内循环”为主是强国特征，而发展中国家在高速发展或者小国家在发展的时候，外向度会很高。我们国家外向度最高的时候是2006年的64%，1980年我们10%，那时候我们是计划经济封闭的时候，经过改革开放30年达到64%。现在我们是多少？实际上，我们进入新常态以后，已经转到“内循环”，这几年已经把60%多的外向度降到32%。其实，中央很睿智地在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悄然推动。现在，在疫情下，我们顺理成章地推出这个战略，既符合世界的方向，又符合中国未来发展的要求，将是中国未来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的强国之路。

“内循环”下，能源领域要办六件大事

回到今天的主题，我们“内循环”中国肯定要更好地抓创新、新基建，更好地抓传统产业的赋能、技术更新和改造，更好地抓好国内企业的积极性，更好地抓好国有企业改革，更好抓好我们各种开放。这是一个宏观整体。具体到能源、天然气，我说六个措施：

第一，“内循环”下我们要很认真地解决好中国能源供应外向度太高的问题。我们全部能源的供应外向度在50%以上，石油、天然气这两个产品的供应，我们外向度到了70%以上。如果今后十年，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再增加两亿吨原油或者是天然气的需求，变成了8.5亿吨，国内开采的原油始终只有2亿吨，现在有2亿吨，再加2亿吨，外向度到了85%以上是不安全的，可能造成能源危机。一旦发生能源危机，产生的问题要比芯片严重一百倍。芯片不是致命问题，但是油如果断了不得了。所以我认为第一个措施，中国的石油天然气，现在只有两亿吨的原油加一千多万立方米的天然气，如果直线思维，好像我们进口量还需要增加，但是从国家安全角度，应该多开发页岩气。

我国页岩气现在能够开到两百亿，去年天然气销售到了150亿，我的意思是举国之力加一个0，就像大庆油田当年石油会战一样，我们国家有这个能力，在这个基础上加一个0，就相当于增加了一亿多吨的石油当量。如果页岩气增加到2千亿方，美国从2000年开始挖页岩气，就从世界最大的能源输入国变成最大的能源输出国。

这个世界很公平，全世界页岩气的储量大体是一百亿方，中国有25万亿，美国有25万亿，其他国家有50万。人家25万亿干20年，我们25万亿，傅成玉他们已经干出了一个天地。这个一做到，至少让中国清洁能源、天然气满足全国几百个城市的需要。重庆现在一年老百姓烧天然气70亿，当然我们这个地方页岩气、天然气一共开采了一百七八十亿。一旦这个方面上去了，重庆就变成了无煤城市。

第二，煤炭是一个好的化学原料，我们应该把煤炭利用起来。煤炭是中国污染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应该减少煤炭燃烧或者全国范围内实现天然气覆盖，煤炭污染就是因为化学元素多。我们现在一年能开采50亿吨煤，实际开采38亿吨，有12亿吨煤封着不开，如果多开采10亿吨，把这10亿吨变成化工原料，那么每4吨煤可以变成1吨油，相当于2亿吨原油。但是煤一旦变成汽油就六七千块一吨，煤变成丙烯、乙烯就是一万四五千块一吨。宁夏就做得非常好，中国有能源，我们是“双循环”，决不排斥国际循环。但是同时，要让中国综合能源50%以上的外向度降为40%左右的外向度，石油、天然气70%的外向度再降十个点，降为60%的外向度，这个很重要。

第三，“内循环”下，应该把我们的太阳能、风能在西部大开发中搞起来。西部大开发光一个甘肃20万平方公里的戈壁滩，这些地方如果有一万公里铺了光电、风电，用系统工程，用高科技把这个系统搞起来，然后再用超高压把这个电传输到全国各地，使得我们的循环经济，没有碳的能源发展起来，其实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第四，在能源的交易方面，应该让上海成为中国的石油、天然气能源交易中心，不管是现货还是期货，都成为世界的一个中心。不管是原油还是汽油、成品油等其他各种各样的油品贸易，上海都应该成为国际、国内的交易中心。

由于中国有庞大的人口、世界最大的工业以及巨大的能源需求，我们成为一个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中心是理所当然的。现在，美国两个，欧洲两个（伦敦和法兰克福），我们不说超过欧洲或者美国，如果世界要有第五个能源交易所，包括期货、现货，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易所非上海莫属。但是我们现在很可惜。12年前在新加坡搞的，现在它是世界第五大能源交易所，就四百万人，弹丸之地，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要把这件事作为建设上海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重振旗鼓。

第五，要把宁波打造成为石油天然气在亚洲最重要的交割中心。美国纽约、休斯顿都是很重要的交割地，宁波可以和上海配合，它不一定是交易所的中心地，但可以交割地的中心地。宁波说要力争成为世界一流的新型国际能源贸易中心，但并没有说要做交易中心，而是成为交割地。宁波要成为“一个枢纽”、“三个中心”的交割地。所谓“枢纽”就是国际能源疏运枢纽，包括码头、航道、LNG登陆中心，保税仓储和交割基地，航运和海事服务基地，保税服务加工中心等；所谓三个“中心”就是重点做国际能源供应链中心、金融和法律服务中心、高端智库服务中心。这个交割地的定位很准，三个中心也没有错。上海如果是能源枢纽，能源交易所成为世界第五大或者亚洲最重要的能源中心，那么宁波说的“三个中心”概念中的人才、资源配置、法律金融服务就可以实现，当然上海也是这三个中心。

第六，我们现在还要利用世界经济萧条状况下的市场结构。由于世界经济箫条，波罗的海指数从一万多点降到了现在只有700多点，也就是跌掉了90%多，所以千千万万条大轮船没有货可运。现在如果很便宜地集中50-100条10万吨-20万吨的邮轮，可把它当作海上天然的大仓库。每年夏天，大家使用能源很便宜，这个时候就用一笔流动资金把这50-100条的邮轮装满，50条10万吨也就是500万吨，20万吨也就是一千万吨，总之装五百到一千多吨，装了之后就在海上漂着，也很安全。到了秋冬使用高峰，不说涨到一百美元至少也会涨到四五十美元，这就是一个现货买卖。如果有这样的储备在中国太平洋海域上漂浮，为中国服务，这也是很重要的，就能把中东和世界石油贸易商，以及把我们国有、民营的石油贸易商调动起来，变成我们一个天然的仓库。

总之，在能源格局下，我们以“内循环”为主，但是“外循环”照样是跟国际贸易、国际市场充分结合的市场，国际能源金融也是充分结合的市场。把这个事情做好了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