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陈洁 实习生 莫海昕 广州报道

2022年，随着首批“00后”男性逐步满足结婚年龄22岁的门槛，“00后”无论男女，都已经开始步入婚育年龄。

“00后”的婚育特点怎么样？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2020年在10-19岁这一年龄段基本都是“00后”，而无论是10-14岁，还是15-19岁男女性别比都超过115（以女性为100）。

从数量上看，在10-19岁中，男性有8466万，女性有7328万。10-19岁男性比女性多出1138万。尽管在采访过程中，不少“00”后年轻男女表示，愿意接受男性比女性大5岁左右，但是由性别比带来的“婚姻挤压”已经非常明显。

“性别比失衡形成 ‘挤压’的这个情况是长久以来存在的问题，以往的人口普查中，出生性别比升高的情况其实更严重，现在是经过生育政策调整之后的状况，但历史遗留下的失衡后果会传递下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导致一个较为明显的结果，就是在相对低收入的地区，由于女性外嫁等原因，大龄的适婚男性“剩下”的数量比女性多。

情况确实如此。此前的2018年底，湖南省统计局发布《湖南农村人口结构现状和变迁分析》，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湖南省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农村人口中，湖南男性人口占较高比重，其中，适婚年龄段20-40岁的人口性别比达到了111.80。适婚人口的男多女少，将导致农村男性寻找配偶的竞争更加激烈，甚至部分适婚人口难以组建家庭。

而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农村的性别比失衡情况确实比城镇更为严重。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在2020年，乡村15-19岁的男女性别比为126.24，20-24岁、25-29岁的男女性别比也超过120。而城市中，进入婚育年龄之后，男女性别比逐步平衡。

“00”后婚育特点如何？

随着首批“00”后男女都步入婚育年龄，是否结婚、和谁结婚等，成为不少“00”后考虑的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后了解到，对于婚育，“00”后的看法更多元，有人不讳言自己是“不婚主义者”。

“我是个不婚主义者。因为我觉得结婚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例如对方家庭教育背景以及将来孩子的抚养和教育等，但如果未来有生育的打算，我还是会考虑结婚。”今年大二的刘瑜（化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在成长的过程中，刘瑜切身感受到了“男多女少”的问题，她表示，所在的学校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都是男生比较多。她所在的小学一个班22人，女生只有7个，初中一个班30人，女生只有11人。

今年大一的王俊（化名）也感受到了“男多女少”的问题，但他表示问题不大，反而更加激励自己努力学习和未来的工作。

也有“00”后男性会明白的表示考虑“向下找”，比如今年正在读大三的何兵（化名）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他选择伴侣的年龄差距在5年左右。“但这也会造成‘循环’，男性方面，会出现上一代不断的往下一代发展，下一代往下下代找的局面。”

作为人口专家，王广州已经关注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00后、90后、95后在人口研究中称做“队列”。不同的队列，对于恋爱、婚育、家庭等看法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以往研究的时候，他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并没有认识到现在的变化会有这么大、这么快。

另外一方面，他指出，丁克和不婚的人群增长比率上升较快。

“我们用2005年的北京市终生不婚不育的女性数据与九十年代的数据相比，是百分之三与千分之三的区别，现在七普的相关数据还没有完全更新，但是能观察到尤其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独身独居、不婚不育的增长速度是很快的。”王广州表示。

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学者黄文政对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据他观察，“00”后适婚人群很大一部分秉持一种“宅”“婚恋自由”的观念，这是大的环境综合影响下的一个趋势。

“我们能够思考的是在国家政策方面，怎么去设置对婚姻更加友好的条例。比如说，不少国家采取家庭报税的政策，两个人合报税会更优惠，这个政策在我国是缺位的。我认为未来需要有更多的举措，让社会变得对婚姻更加的友善。”黄文政说。

如何应对性别比失衡？

当然，性别比也会明显的影响“00”后的婚育。

早在2014年，湖南省统计局就发布消息称，出生性别比偏高会导致“婚姻挤压”等问题。

这一情况在我国各地都有体现。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在我国各个阶段的年龄性别比中，10-14岁、15-19岁是最高的，均超过115，而他们基本都是“00”后。而之后的“10后”，随着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推进，性别比稳步下降。

王广州指出，“00”后性别比失衡对于婚育的影响非常大，不仅仅影响生育率，还将影响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结构。

“从好的方面来看，发展单身经济可以刺激消费，但是老年的单身经济会给家庭、社会造成很大的压力，比如说照料成本提升等等，因此这种变化确实需要一个正确的引导。”王广州表示。

黄文政表示，性别比失衡之下，婚姻中除了农村男性受到“挤压”，另一个“受挤压”的群体是城市高学历女性。

“一方面大学入学比例提高了，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增多；另外一方面是女性在学习上的竞争力是稍强于男性的。这样下来，一些女性不太容易找到跟她们合适的对象，而被挤压的另外一方是农村男性，又不符合其择偶要求。”黄文政表示。

他进一步指出，除了对总体的生育率之外，生育水平与性别比还有另外一层关系。

“一般来说，生育率需要达到2.1，才能维持世代更替水平，但是由于性别比越高，男性越多女性越少，因此在性别比失衡的情况下，每个女性平均需要生育更多的孩子，才能够维持世代更替水平。我认为中国可能生育率要达到2.15甚至2.2，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黄文政表示。

不过，随着三孩政策的施行，我国的性别比有望进一步恢复平衡。

王广州表示，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实际上对孩子性别没有偏好的人增多，导致整个分母增大，有偏好的人占的比例下降了。

“另外，随着育龄女性的受教育程度的提升，男孩的生育偏好不会像以往这么强烈。但是实际上偏好还是存在的，特别在农村还存在至少想生一个男孩的情况。”王广州说。

从性别比失衡的角度来看，农村确实相对城镇更为明显。2020年，20-24岁、25-29岁和30-34岁的城市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07.01、106.79和103.26，而乡村为123.09、120.87和116.82。“00”后的情况也类似，乡村在10-14岁和15-19岁的性别比为114.86、126.24，从数据的差距也可以看出，在15岁之后，有更多的女性流向城镇。

王广州认为，农村一些年龄段超过120的性别比失衡，未来是会有所缓解的，尤其在新政策下农村家庭可以生更多的孩子，因此没必要一开始就大力度地去选择孩子的性别。

“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以及国家治理非法人流的力度加强，性别比会朝着正常的方向不断发展，但恢复正常是不容易的。”王广州表示。

他指出，目前我国一方面是高度重视婚育的宣传工作，一方面推行积极的生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