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秋生（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

今年以来，世界各国物价水平延续2021年上涨态势，并连创数十年来最高涨幅。今年1-4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同比分别上涨7.5%、7.9%、8.5%、8.3%；欧元区分别上涨5.1%、5.9%、7.4%、7.5%；其他主要国家，加拿大分别上涨5.1%、5.7%、6.7%、6.8%，英国5.5%、6.2%、7.0%、9.0%，南非5.7%、5.7%、5.9%、5.9%，巴西10.4%、10.5%、11.3%、12.1%，印度6.0%、6.1%、7.0%、7.5%，俄罗斯8.7%、9.2%、16.7%、17.8%，韩国3.6%、3.7%、4.1%、4.8%，墨西哥7.1%、7.3%、7.5%、7.7%。于是，一度消弭的全球性通货膨胀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

全球性通货膨胀为什么再次发生？对于这个问题，主流观点认为是因为货币投放过多。事实上，这种观点存在偏差，值得商榷。对通货膨胀成因的认识，决定着各国政府应对通货膨胀的思路选择、工具运用及政策效果。

2020年初，全球新冠疫情突如其来，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为了稳定经济运行，防止出现流动性短缺导致经济系统资金链中断、引发全面经济危机，多国央行特别是美联储确实接连投放大量货币。但需要认识到，此轮全球物价上涨，不完全是因为货币投放过多。

长期以来，物价上涨始终被人们认为是纸币流通条件下的一种货币现象，即货币发行量过多。这种观点的逻辑是，纸币流通条件下，货币发行量过多，就会出现货币贬值，即单位货币购买力下降，单位物品价格就会上涨。这种观点和逻辑，被人们普遍视为无可怀疑、亘古不变的信条。然而，究竟是货币贬值导致物价上涨，还是物价上涨导致货币贬值，是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现有大量研究确实表明，历史上历次物价大幅上涨期间，都同时伴随货币供应量同步增长，但现有文献均未给出物价上涨和货币供应量增长到底谁是因谁是果的有力证据。仔细分析大量经验事实则可以发现，在很多场合，没有供给短缺，就不会有物价上涨，也就不会出现货币贬值；不是货币贬值导致物价上涨，而是物价上涨导致货币贬值。货币贬值导致物价上涨的观点只是适用于进口物品。

货币供应量增加推动物价水平上升的理论命题，还依赖于这样一个逻辑：货币供应量增加导致总需求（企业投资和家庭消费）增大，总需求增大拉动物价总水平上涨。然而，货币供应量增加，未必总是导致总需求增大，因而货币供应量增加推动物价上涨的命题并非总是成立。

首先，货币供应量虽然影响信贷供给和利率即信贷的可得性和融资成本，但未必影响企业投资，信贷可得性和融资成本只是影响企业投资的条件之一，决定企业投资的关键因素是投资机会或收益率。最近几年，全球一些国家和地区受疫情影响，无论原材料供给还是产品销售都遇到困难，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下降，亏损增加，现有生产活动都难以维持，更难找到新的投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信贷可得性再大，融资成本再低，许多企业也不会扩大投资，从而货币供应量增加难以产生扩大投资的作用，或者扩大投资的作用不大。

事实也确实如此。数据显示，2020年2~4季度，美国私人固定投资（固定资本形成）均为负增长，2020年1季度至2021年1季度，欧元区和日本私人固定投资也均为负增长。美国2021年1季度以来，欧元区和日本2021年2季度以来，私人固定投资虽出现正增长，但很大程度上与基数（2020年负增长）有关。实际上，综合来看，2019~2021年美国、欧元区、日本私人固定资产投资均没有出现明显增长。这表明，货币供应量增加对企业投资需求确实没有产生多大作用。

其次，货币供应量增加尽管可以通过增加信贷供给、降低借贷成本影响居民消费，但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支出规模主要并不决定于信贷供给和借贷成本，而是决定于收入特别是预期的收入，信贷消费或负债消费是预期收入的函数，当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不乐观的时候，信贷需求或信贷消费就会减弱。而货币供应量并不能影响居民的收入水平（特别是居民的真实收入水平），如果没有稳定的就业和稳定的可支配收入，货币供应量增加就不会产生扩大居民消费的作用或者扩大居民消费的作用不大。事实上，受全球疫情影响，近几年一些国家失业率上升，居民收入减少，而且疫情本身还直接限制了居民的一些消费。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应量增加自然就难以产生扩大居民消费的作用。数据显示，2020年2~4季度，美国居民消费支出均为负增长，2020年1季度至2021年1季度，欧元区和日本居民消费支出也均为负增长。美国2021年1季度以来，欧元区和日本2021年2季度以来，居民消费支出虽出现正增长，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基数（2020年负增长）原因。事实上，综合来看，2019~2021年，美国、欧元区、日本居民消费支出均没有出现明显增长。这表明，货币供应量增加对消费需求增长确实没有产生多大作用。

综上，只有当能够扩大总需求的时候，货币供给量增加才会引起物价水平上升。在当前各国经济持续遭受疫情严重影响情况下，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无法产生（也没有产生）扩大总需求的作用，从而不是导致物价水平上涨的重要原因。当前全球性价格上涨，主要是因为供给冲击。

二

从根本上讲，价格决定于供求，供求状况变化导致价格变化。供求状况的变化，或者是因为供给变化，或者是因为需求变化。2020年以来，供求状况的变化主要来自于供给变化，尽管也出现需求方面的变化，但这一时期需求方面的变化也源自于供给变化。这一时期需求的增加，主要是谨慎性（储备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的增加，这些需求的增加就是由供给短缺特别是预期的供给短缺引发的。

由供给短缺或成本上升所导致的经济波动或物价上涨，可以称之为供给冲击。一些重大事件发生或一些重大政策实施，导致能源、原材料、零部件、运输服务等供给不足或价格上涨，并对大部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乃至对整个宏观经济运行或物价水平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就属于供给冲击。2020年以来，世界经济所面临的供给冲击主要产生于两个重大事件：一个是2020年初暴发、目前还在持续的新冠肺炎疫情；一个是2022年2月爆发、仍存在不确定性的俄乌冲突。

此轮全球性价格上涨，大致从2020年第4季度开始。2020年10月至2022年2月这段时间的全球性物价上涨，先是工业生产者价格（特别是能源、原材料、中间投入价格）的大幅上涨，而后才是消费者价格上涨，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2022年3月份以来全球性价格的加速上涨，特点是生产者价格和消费者价格全面上涨，并以消费者价格上涨更为突出，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于俄乌冲突和疫情持续的双重影响，尤以俄乌冲突影响为重。

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大、之广、之重，历史罕见，给企业生产和物流带来巨大冲击，直接造成一些物品供给短缺，而各国疫情此起彼伏、接连反弹，又使人们对未来的供给产生悲观预期。当前供给的减少和对未来供给的悲观预期，又增大了人们的储备性需求。这两方面相互作用，拉大了供求之间的缺口，结果导致价格出现飙升。没有疫情所导致的供给减少特别是预期的供给大幅减少，以及由此所引发的谨慎性或储备性需求的增加，就不会有此轮价格的大幅上涨。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地缘政治或军事冲突历来都是产生供给冲击、导致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此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掀起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引发全球供应链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从而放大了俄乌冲突本身的影响，这些影响又与疫情影响相叠加，进一步加大了价格上升压力，造成全球价格加速上涨。

总之，新一轮全球价格上涨，主要不是因为货币投放过多，而是因为供给冲击。试问：近年来，如果没有疫情严重影响所导致的一些产品生产减少、物流受阻、供应链中断，一些原材料、中间投入、零部件会出现供应短缺吗？如果不出现原材料、中间投入、零部件供应短缺，会出现原材料、中间投入、零部件价格上涨吗？如果不出现原材料、中间投入、零部件价格上涨，企业生产成本和产品销售价格会上升吗？如果没有俄乌冲突所导致的国际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会出现能源价格和粮食价格飞涨吗？毫无疑问，这些都与货币因素关系不大。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导致能源、原材料、粮食等供给短缺和价格上涨，这些物品价格的上涨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和居民家庭生活费用上升，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推动产品销售价格上涨，居民家庭生活费用上升推动劳动者工资上涨，最终形成供给短缺、价格上涨、成本上升、价格上涨的螺旋式循环。这就是此轮全球性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

三

常言道，对症下药。既然如上所说当前的物价上涨主要不是因为货币投放过多（尽管货币投放确实过多），而是因为疫情和俄乌所造成的全球范围内的供给冲击，那么，美联储加息缩表，减少货币供给，或许就并非应对当前通货膨胀的正确思路和有效举措，难以收到预期效果。控制当前物价上涨，关键是有效化解供给冲击，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企业生产和供应。对于企业来讲，主要是稳定能源、原材料、零部件供应，以便稳定生产者价格；对于居民来讲，主要是稳定生活用品，特别是能源和食品供应，以便稳定消费者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