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周潇枭 北京报道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56万亿元，同比增长2.5%。其中，一季度经济增长4.8%，二季度经济增长0.4%。

受乌克兰危机、国内多点散发疫情影响，3月下旬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4月国内物流受阻，后来物流保通保畅成为政策重点，5月以来稳增长政策陆续推出。在4月主要经济指标普遍下行、5月消费和服务业指标依然负增长的基础上，6月经济加快向上修复，并推动二季度经济顶住压力实现正增长。

当前世界经济滞胀风险加大，国内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在，下半年我国经济运行依然面临较多不确定性。不过，6月社会融资数据的大幅改善，可视为后续经济恢复的一项先行指标。随着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一揽子稳增长政策的落地，下半年我国经济有望逐步回升。

由于不确定因素较多，机构对下半年经济研判分歧较大。有分析认为，全年经济有望实现4.5%-5%的增长，这意味着下半年经济增速会在6%以上。也有分析认为，全年经济增速预计在4%左右，下半年应该争取5.5%以上的增长。

围绕当前经济运行情况，以及下半年经济形势展望，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

（图片来源：上海财经大学官网）

刘元春表示，6月当月经济增速在4%左右，在去年同期经济接近常态化的基础上，4%的增速反映当前经济修复比较快。一揽子稳增长政策在6月陆续落地，6月扩基建投资政策继续加码，专项债要求在8月底前使用到位，这意味着前期稳增长政策会在三季度集中落地，三季度经济有望实现较快反弹。不过，四季度可能面临“政策悬崖”，需提前做好新增政策储备，推动经济平稳增长。在稳增长政策作用下，预计全年经济增长4.8%左右，下半年经济增速在6%以上。

6月经济实现较快恢复

《21世纪》：上半年经济增长2.5%，其中一季度经济增长4.8%，二季度经济增长0.4%。二季度经济顶住压力实现正增长，背后主要原因是什么？

刘元春：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经济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像货运港口物流的通畅等，这是最基本的。稳经济一揽子政策也很重要，5月底推出的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在6月得到较好落地，比较突出的像车购税减半征收带动了6月汽车消费和生产的快速回升，专项债的加快发行使用推动了基建投资持续回升。另外，出口的快速、持续攀升，带动了二季度经济实现正增长。

《21世纪》：6月经济在加快修复，主要经济指标均恢复正增长，但并未恢复到正常水平。如何看待当前经济恢复状况？

刘元春：经济的恢复需要时间，6月份经济还在逐步恢复。只要疫情还存在尾部效应，区域疫情防控还没有完全放开，经济不可能完全常态化。即便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人们的消费心理是滞后的，依然存在不敢消费的状况，需要人员接触的服务类消费恢复更慢。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是5月底才推出来的，6月份政策效果才开始显现。这些因素作用下，6月经济不可能迅速反弹至正常水平。但是，二季度实现0.4%的增长，测算一下，6月当月GDP增速在4%左右，表明经济复苏速度比较快。考虑到4月受国内疫情冲击经济出现明显下滑，以及去年同期经济接近常态化水平，6月份能有4%的增速已经很不错了。

三季度经济有望较快反弹

《21世纪》：预计下半年经济走势如何？经济增速会回升到什么程度？全年经济增速大概是多少？

刘元春：三季度经济复苏和反弹不必过度担心。今年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存量政策前置，增量政策在密集推进，这些政策力度很大，只要落实好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三季度经济能实现较快反弹。

今年年初既定的政策要求在上半年前落地，像专项债要求6月底全面发行完毕，8月底基本使用到位，这意味着7、8、9月是专项债密集使用的时点。5月底推出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包括加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力度、对受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缓缴社保至年底、减半征收车购税、加快推进一批新的项目、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纾困支持力度等，这些政策效果还在陆续释放。其中，今年新增留抵退税规模1.7万亿元，在6月底前已经退付给了相关纳税人，政策效果会逐渐显现。6月份陆续推出的调增政策性银行8000亿元信贷额度、3000亿元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旨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有效投资、促进就业和消费。

前期稳增长政策会在三季度集中释放，加上三季度各地会大力推动复工复产进度，国务院专项督查对经济恢复进度有一定要求，预计三季度经济增速在6%-7%左右，如果疫情防控形势较好，会更接近7%。这跟去年同期基数低有一定关系，但最主要的在于政策发力。

当然，这里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三季度经济实现较高增长，是基于疫情防控形势较好、稳增长政策保持连续的前提下。我们会吸取之前的经验教训，下半年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会更好地结合起来，不会出现层层加码，不会出现供应链、物流链和社会交往断裂现象的发生，否则任何政策工具都难以让经济重返常态。

但是，年初既定的政策全面前置，到四季度可能用完了，出现“政策悬崖”。今年经济增长与预期有差别，财政收入难以达到预期，减税降费力度有所加大，土地出让金出现较大回落，地方财政缺口较大。四季度布置增量政策，可能存在财力支撑不够的现象。与此同时，欧美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对我国经济有一定影响。如果没有新一轮稳增长举措，四季度经济增速大概率会回落，全年经济走势可能呈现“W”型。预计四季度经济增速在6.3%-6.4%，全年经济增速在4.8%左右。

关注长期改革议题

《21世纪》：下半年要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需要注意应对哪些风险？

刘元春：首先，三季度不宜用力过猛。现在有些地方已经有这样的迹象，提出的投资项目和计划大大超过以往，也超出了财力承受的范围。这种不顾一切地抢投资、扩债务的现象，层层叠加之后可能造成发力过度的现象。要避免一些地方将子弹全部用在三季度，需要把握政策的度。

第二，高度关注房地产领域的风险。当前，房地产投资和销售不仅仅是低迷，还有烂尾、断供等问题，这可能孕育局部风险，也会进一步打压房地产市场预期，房地产复苏进度可能会延后几个月。我们原来预计到10月份房地产销售端会有明显改善，现在有很大不确定性。

第三，当前推动经济尽快恢复常态是第一要务，对一些长期改革关注度下降，这会导致市场主体信心难以逆转。下半年重要的改革议题有不少，包括地方政府职责定位，如何推动投资型政府转型、减少土地财政依赖，当前地方财政、债务、国企、金融的问题是绑在一起的，要推动地方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未来还应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包括提高社保统筹层级、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等。另外，还要推动创新体系的改革，以及围绕统一大市场进行的行政一体化再造。

第四，在海外通胀以及国内猪周期作用下，年底物价上涨压力会有所加大，这里存在一定隐忧。

可考虑提高赤字率、推出特别国债

《21世纪》：面对超预期因素扰动，二季度经济是追求实现正增长。下半年经济平稳运行需要瞄准哪些目标？

刘元春：下半年很重要的是推动经济全面复苏。这要求保持稳增长政策力度，保持政策延续性，不要过早地回收政策。另外，后续增量政策重心要有所调整，要推动政策重心从地方向中央，从投资向消费，从大项目大企业向中小微企业，从国有投资向民间投资，从工业生产向服务业方面转变，落脚点在于培育市场内生增长动能，推动经济平稳持续健康发展。

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我们工作的全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六方面预期目标，最基础的是就业，要确保失业率在5.5%以内，这是经济平稳和社会稳定的关键。今年要推动经济的全面复苏，不宜过分强调经济增长5.5%左右单一指标，这是在没有考虑到外部环境剧烈变化以及内部疫情防控形势变化前提下制定的，今年不必拘泥于5.5左右的增长目标。

《21世纪》：为了应对经济下行，今年政策集中在上半年释放，这也推动了6月经济在加快修复。下半年政策该如何发力？

刘元春：首先，要扎扎实实落实好前期政策，这是最基本的。今年年初既定的政策，以及上半年陆续推出的增量政策，这些政策力度很大。

第二，要高度关注政策落地情况。因为今年地方财政存在困难，即使有专项债前置、债务率提升等安排，由于经济受到一定程度冲击以及土地财政大幅下滑，预计今年财政缺口在2万亿左右的规模。这些财政缺口更多体现在基层财政，要关注部分地区财政困难对政策落地带来负面影响。6月为扩大基建投资推出的政策性开发性政策工具，有助于弥补财政资金缺口，但是规模可能还不够。

第三，要提前应对四季度可能出现的“政策悬崖”，提前对新一轮稳增长增量政策进行布局。在拓展财政政策空间方面，可以考虑提前下达2023年专项债额度，可以考虑进一步提高预算赤字率，甚至发行特别国债，这些都可以进行讨论和酝酿。未来经济运行仍面临一定不确定性，要让政策空间保持一定规模，保持政策的冗余度，确保能实现有效对冲。当然，是否提升赤字率，是否发行特别国债，都具有一定相机性，要视情况而定，但我们要提前做好方案。

全球滞涨带来挑战和机遇

《21世纪》：4月疫情对我国出口冲击明显，但5、6月份出口在迅速恢复，上半年出口实现两位数较高增长，超出外界预期。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强劲背后主要原因是什么？海外通胀高企，随着美欧政策收紧，可能会拖累世界经济恢复，这会对我国出口带来什么影响？下半年出口形势如何？

刘元春：4月我国出口相对较弱，主要在于国内疫情冲击带来的港口物流不畅。5月这一堵点问题一解决，出口就在加快恢复。

中国在制成品和供应链上的竞争力，在疫情影响的这三年里得到全面体现。全球供应链瓶颈，对欧美国家影响比想象中要大，也比预期的时间要长。像欧美面临的疫情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劳动力短缺带来的用工成本上涨，以及全球普遍存在的缺芯问题，还有海运物流、运输配送等堵点，欧美面临的这些供应链难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就会对中国出口有需求。另外，受俄乌冲突、欧美前期极度宽松政策等影响，全球出现滞涨现象，这也会加大全球对中国出口的需求。

当前外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中国经济有影响，我国经济平稳运行面临挑战。但是，欧美除了大宗商品上涨，其他商品也同步上涨，这为中国制成品的出口带来了机遇。与此同时，全球能源价格大涨，也为推动国内绿色转型、能源转型提供了推动力，能促进我国20多年新能布局的全面市场化。

现在市场比较关心美联储加息的问题，未来可能会引发美国衰退。这种衰退可能只是技术层面的衰退，比如美国连续两个季度经济环比出现负增长，美国其他数据包括销售、劳动力市场等都表现很好。美国通过大幅加息来平抑国内物价上涨，但是仅靠加息是不够的，还需要加大中国相对低价商品的进口。所以，未来美国经济增速可能会下降，但中国对美国出口年内并不会出现明显下降。

所以，对于外部复杂严峻形势的判断，不宜简单认为会带来冲击，也要看到带来的战略机会。要抓住这些机会，推动我国国内生产体系和制度的相应优化。今年和明年是我们内部调整和改革的很好契机。

推动房地产市场规范健康发展

《21世纪》：6月全国整体房地产销售数据出现积极变化，降幅在收窄，但是房地产投资仍在下滑。7月国内部分购房者决定停贷的行为，也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如何看待当前房地产市场状况，政策层面该如何应对？

刘元春：梳理过去20年，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停贷断供问题，2008年有，2014年也有，今年属于烂尾断供。

过去我们应对断供的问题，主要通过房价上涨、销售回升等，来帮助购房者改善预期，帮助地产商摆脱困局。中国过去房地产市场容易陷入“治乱循环”的状况，未来应花时间做好长效机制建设，避免再次回归“治乱循环”的逻辑。

要解决当前困局，一方面要按照央行等部门明确的，以市场化举措，帮助实现保供楼，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在适当放松房地产政策的基础上，应该规范房地产市场，逐步构建长效机制推动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前提条件下，政府可以加大保障房建设，这既有利于整体房价的调控，能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更重要的是帮助解决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更好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这也是启动内需消费很重要的配套举措。与此同时，要做相应战略调整，包括房地产经营模式、功能属性等，房地产市场要回归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