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 吴霜 上海报道

11月12日，上海财经大学举办了“2022年上海财经大学高峰论坛”，邀请国内财经界顶尖专家学者、金融机构的高管与上财学者围绕“新财经战略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进行了分享。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认为，从金融的角度来看，大力发展产业数字金融是下一个阶段非常重要的任务。肖钢表示，当前工业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在快速发展，金融的数字化转型也在加快。对传统制造业而言，数字化改造是产业数字化的一个主赛道，产业数字化也带来了生产组织和商业模式变革。对于下一步如何发展产业数字金融，他认为，应该从加强顶层制度安排、着力打造数字信用基础设施、场景聚合与生态对接、变革风控模式等四方面开始入手。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上海市原常务副市长屠光绍就如何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出了八点认识：要健全资本市场支撑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功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健全资本市场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的功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健全资本市场推动社会融资体系优化的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健全资本市场引导居民财富结构转型的功能，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健全资本市场提升资产流动配置效率的功能，盘活存量资源；健全资本市场深化金融对外开放的功能，服务双循环格局；健全资本市场促进公司治理的功能，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资本市场服务民生福祉的功能，扩大社会责任和普惠投资。

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表示，在全球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方面，要清醒的看到挑战之艰巨，这就要求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具体来说，要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包括加快推进长江三角洲一体化、海南自由贸易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的发展格局，使中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新的重大的突破，使中国成为持续吸引海外投资的热土，推动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更紧密的融合，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做出中国的更大的贡献。

原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则对《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展望，并提出，要加快社保制度建设步伐，推动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到实处：需进一步完善财税政策，推动其精准化、定制化；提供适应性的金融产品，实现风险控制与收益的相对平衡；提高政府部门服务便捷性，支持多种缴费方式，方便养老金支取；充分发挥政府统筹引导作用以及进一步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认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是世界的艰难期，同时也是中国战略突破的机遇期。他通过详实的数据、图表，分享了关于未来金融形势的几个观点：增长速度下台阶、增长中枢持续下移，导致政策利率无法向自然利率快速靠拢，给传统金融定价模式带来挑战；大时代中由于疫情、战争、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等造成的系统性断裂带来的风险导致传统定价模型难以计量；技术创新的速度正在递减，其带来的世界红利快速下滑，风险投资面临挑战，迎接创新的金融需要重新布局，而世界技术的孕育期却为中国提供了绝佳的赶超机会和弯道超车的机会；高债务、高杠杆与利率提升期必定带来一段时期的去金融化；中国未来的各类结构性变化还会对金融形态产生冲击，例如老龄化对养老产业与金融发展的影响，去房地产化对财富管理与配置的影响，绿色转型、数字转型、内外双循环转型等带来的金融形态和价值理念的变化等。

对于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对于证券公司有哪些机遇？对此，东方证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金文忠认为，证券公司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的中介机构，肩负“两个使命”和“三大责任”。第一个使命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区域经济服务、为产业经济发展服务；第二个使命是为社会财富管理服务。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把社会资金通过资本市场融到实体经济领域中，与这“两个使命”密不可分。

他表示，证券公司同时也肩负着“三大责任”：一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逐步建设成为成熟的资本市场；二是推动证券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建设一个适应于国际资本市场和成熟资本发展的证券行业；三是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全球资管中心建设，探索出一条证券公司及金融机构独有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资本市场的深化改革，与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推动科技行业发展，以及推动创新发展这三者是有机结合的。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锦泉分享了正处于机遇期的行业，他表示，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药、高端装备等行业，这些行业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行业，蕴藏较大的投资机会。第二，从资产管理行业的机遇来讲，要通过财富管理帮助老百姓实现资产增值。一方面，资管企业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获得长期收益。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做好投资者教育，因为资本市场本身、股票市场本身波动性相当大。

对于促进社会公平，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范子英认为，未来的财税改革在加大税收再分配力度方面的主要举措包括：一是要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当前我国直接税的比重偏低，将来的规范发展，有利于减少贫富差距，有利于增加广大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增加财产性收入。同时，居民收入结构更加合理，整个社会的投资能力和消费能力得到提升，能够支持中国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二是在适当时机建立财产税体系，把房子的功能从金融属性回归到居住属性，而房产税只是针对少部分家庭，恰好回到中央提到的房住不炒的功能。对于老百姓而言，今后的财产性收入来源，不再主要依靠房地产，而要更多依赖于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