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已走过10年。

近日，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陕西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马莉莉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这么复杂多变的情势下，依旧取得了很多成果，这就说明它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

马莉莉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所实行的发展路径是中国从摆脱贫穷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符合全球生产力的发展趋势，符合（全球）生产的布局方向。

在马莉莉看来，“一带一路”这10年最显著的成果体现在东亚、东南亚地区生产网络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

展望未来十年，马莉莉认为主要有三个发展方向：一是从东亚（东南亚）扩展到亚洲，“这是最核心的，类似于基本盘，基本盘稳定住，大方向就不可逆转”；二是从东亚拓展到欧洲，“欧洲市场比较可观，拓展一个大市场对于‘一带一路’建设而言还是很重要”；第三是拉美地区，“我们和拉美地区在寻求发展方面还是比较容易达成共识。而且拉美地区各方面资源比较丰富，互补性比较强”。

马莉莉。资料图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生产网络稳定

《21世纪》：你如何看待如今的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格局？

马莉莉：中国入世以后，生产链条的内部分工越来越细化，而整个生产网络规模在不断扩张。全球生产越来越依赖于生产网络这一发展模式，尤其近20年的发展速度非常快。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unctad），如今全球的生产链条是以东亚（东南亚）为基础，目前东亚（东南亚）的制造业已经占到全球比重的近50%，其中，中国的占比是最高的，2021年中国的制造业比重占到全球的30.9%。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即便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东亚（东南亚）的生产网络规模依然在扩张，分工在不断分解，越来越多的生产制造环节往东亚（东南亚）区域集中。

这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即伴随信息科技、数字经济的发展，消费者对速度的要求越来越高，生产网络趋向于（分散）在各个生产环节，在空间上也会越来越靠近，敏捷的反应程度比较高。

从全球来看，目前的供应链、价值链格局基本上是“三分天下”，以东亚（东南亚）为基础，北美和西北欧是其他两个比较大的生产体系，他们在全球的供应链、价值链条当中所处的位置要稍微高一些，附加值比较高，但还是会依托于东亚的生产网络。

《21世纪》：“一带一路”建设对如今的全球分工格局产生了哪些影响？

马莉莉：“一带一路”的建设对于全球的分工体系发展非常重要。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在多个层面上都促进了全球生产网络的稳定。截至2023年6月，中国已经同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其中，主要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可以为能源供应提供一定保障，确保（供应）通道的安全。此外（消费）市场也得到了扩大，虽然总体量不是很大。

《21世纪》：如今逆全球化声音越来越多，这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了哪些影响？

马莉莉：伴随生产网络规模的扩张，国际的分工格局、利益格局、经济治理体系等都在发生变化，这是实实在在、潜移默化地在发生。

最近20年间，（国际格局）已经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特别是原来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北美、欧洲发达国家、G7等，如今占的比重在下滑。叠加全球生产网络扩张速度非常快，这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冲击比较大，也为逆全球化声音提供了基础。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出现各种声音也正常。

但是我们要看到，（全球）生产分工细化的趋势不可扭转。为什么不可扭转？因为消费已经变得越来越细碎，借助信息数字网络的技术，连接碎片化消费的能力越来越强。这意味着世界市场的一体化能力正在大幅度提升，大市场效应叠加生产体系的分工分解，各方联动程度越来越高，每一个小模块不可能独立存在，这必然联系成一个大网络。

总体而言，全球分工越来越细，消费越来越碎，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这是一个循环往复、不可逆转的过程。

因此，逆全球化声音的出现是一种自然反应。但这种自然反应就像黎明前的黑暗，黎明终将会到来。一切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变化）带来的变革性力量，当生产方式取得一个实质性进展的时候，逆全球化的声音也会慢慢褪去。

长尾市场将是发展机遇

《21世纪》：在你看来，围绕“一带一路”建设还有哪些挑战和机遇？

马莉莉：我认为最直接的挑战是如今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特别是俄乌冲突。（有些）发达国家现在是拉各种“小圈子”，（试图）打散“一带一路”的合作网络。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冲击。

我们有很强的生产能力，这其实需要一个更大的消费市场来拉动这部机器的运转。当然更重要的是，生产方式有没有发生实质性突破，数智科技、绿色低碳领域有没有革命性创新，国际国内长尾市场有没有得到有效性开发，即基于新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发展共同体能不能构建起来。

机遇方面，我看好国际国内的长尾市场，即支付能力、消费水平比较低但实质上消费需求非常旺盛。如果能把长尾市场的碎片化消费能力聚集起来，对于驱动流程分解的生产方式意义非常重大。

但如果我们不能把长尾市场进行有效的开发，并驱动数智科技基础上的流程分解，以网络化的生产方式持续运转，那么对“一带一路”的推进会造成障碍。

如果以上领域的发展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而外部的阻力又很大，就会进入一个相持的阶段。但如果我们的技术发展、市场拓展、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发展规模等都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那么外在的阻力其实会慢慢消解。

以“港区城”模式建立支点

《21世纪》：你曾提及，陆上区域的海外支点应以境外经贸合作区或产业园区形式呈现，而海上区域的海外支点则应以港口形式呈现。以上模式是否仍是“一带一路”的主要合作形式？

马莉莉：我们讨论过一个叫“港区城”的模式。为什么采用“港”？因为港的流通量比较大，而“区”主要是一个制度创新的平台，即可以提供很多公共服务的开发区。“港”是硬件联通便利化，“区”是软件便利化。在流通比较便利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带动大规模的产业集聚，支点就有可能建立起来。

但是支点要建立起来其实也有一个过程，是一个从流通量少到流通量大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海上港区城”（模式）相对比较典型，因为沿海地区的（流通）发展基础比较好，我们现在的自由贸易区、FTA协议也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

当然我所指的“港”不仅是海港，还可以包括陆港、空港。只要是能够起到大规模流通作用的，其实都可能形成一个规模化的支点。

围绕陆上丝绸之路，比如我们和中亚地区的合作，因为中亚地区本身经济规模比较小，市场容量有限，流通量也比较小，目前体现出来的是零星的企业在那边投资，设立了园区，但这其实是一种不成熟的状态。

《21世纪》：如果要发展到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需要哪些主体的支持或配合？

马莉莉：有两方面比较典型，一个是龙头企业，即产业链的链主企业，链主企业可以辐射带动产业的上下游，带动集群性（企业）往外拓展。如果龙头企业的上下游影响力比较大，能引领式地走出去，那么形成一个规模化的支点的可行性相对会更大。

另一个是链长，链长即地方政府需要提供非常有利的营商环境，提供硬件软件的制度供给，吸引目标产业、企业成群聚集，这也有可能形成一个支点。当然更好的情况是，如果这两者配合，规模化的支点发展速度就会比较快。

未来10年是关键竞争期

《21世纪》：“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走过了10年，你对下一个10年有何期待？

马莉莉：未来10年是深耕和稳定（发展）方向的关键十年。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它依旧取得了进展，这就说明它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

未来10年真的非常关键，因为阻力可能会变得更大，这种情况下未来10年将是非常关键的竞争期。

这个竞争期我认为有几个重点。一是从东亚（东南亚）扩展到亚洲，这是最核心的，类似于基本盘，基本盘稳定住，大方向就不可逆转。在这个网络当中，如果能将生产网络、消费网络、能源供应网络构建联动起来，一体化经济系统的自我稳定和发展的能力就可以构建起来。这是最关键的一部分。

二是拓展到欧洲，欧洲市场还是比较可观，服务产品供给能力非常强。如果能把（东亚东南亚的）生产制造和（欧洲的）服务（能力）融合在一起，（发展）潜力就会比较大。

第三个方向是扩展到拉美地区，我们和拉美地区在寻求发展方面还是比较容易达成共识。而且拉美地区各方面资源比较丰富，互补性比较强。

在合作的方式上，我认为需要进一步去拓展支点，这个支点很重要。一旦支点建设起来，既可以打破（地区）发展的自我循环，也可以带动流通枢纽、流通节点的形成。如果每一个关键点都能打通，那么大市场效应就比较显著。

我建议把支点建设的成功经验复制到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由点连线到面，形成规模效应，促进区域之间的市场融合。

再叠加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创新，在共建、共商、共享的合作愿景下，我们就能解决争端、共同应对风险等等。这样共同发展的基础就会越来越稳固，有助于共同走过充满竞争和阻力的10年。

（实习生郑轶腾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