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国家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之一是要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我们重磅推出《“港”创科25人》高端对话系列,计划采访25位香港创科业界领军人物,涵盖政、产、学、研、金多个领域,探索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的路径与方法论,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本期为第八期,让我们聚焦相达生物科技创始人招彦焘。
大多数人对这套动作场景都不陌生:用棉棒在鼻腔内旋转几圈,再插入装有透明试剂的塑料导管里旋转,然后,将混合好的溶液滴入样本孔中。当液体在试纸中散开,抗体会开始寻找样本里的抗原,如果找到,测试棒在C字及T字位置同时出现两条玫红色的线。
新冠疫情期间,因操作简便,读取结果迅速,新冠病毒抗原快测盒已成为日常必需品。
作为香港本土抗原快测产品制造商,相达生物科技逐渐进入大众视野。相达旗下自主研发的INDICAID——妥析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检测试剂,为大中华区首款获得美国FDA紧急使用授权的同类产品。
而相达生物科技的创始人,身为80后的招彦焘无疑是生物科技领域的成功者。他2021年荣获香港十大杰出青年,2022年又作为唯一一位香港代表,当选世界十大杰出青年。
招彦焘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标签是科学家、创新者。他所研发的突破性样本处理技术,可以使早期癌症检测、传染病快测等更加方便快捷,同时提升检测准确率,降低检测成本。
同时,他也是一位幸运的创业者。今年是招彦焘创业的第九年,新冠疫情曾让相达生物科技的癌症液体活检研发工作“举步维艰”,但同时也为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机遇。
新冠疫情中相达侥幸“起死回生”,招彦焘一边远眺着狮子山,一边笑言道。他在创业路上,正是凭着一股不服输、永不放弃的“狮子山精神”,不断取得突破。
招彦焘。资料图
突破行业“金标准”
招彦焘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香港青年,15岁赴美国读书,21岁在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生物工程本科毕业后,进入当地一家公司做科研,开发通过验尿进行毒品快速测试产品。
由于采样过程涉及隐私,被检测者得以有机会规避监督,在采集样本时作假。为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招彦焘开始思考以唾液代替尿液进行检测。花了大半年时间,历经数百次失败,最终他研发出唾液版本的毒品快速测试方法,也激发了他继续读博的热情。
众所周知,癌症是万病之王。攻读博士期间,招彦焘开始将目光投向癌症液体活检(Liquid Biopsy),液体活检是人类在攻克肿瘤道路上的一大进步。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会释放一系列癌症组分,液体活检则是通过分析血液或体液中的肿瘤循环细胞等物质,实现癌症的早期筛查、分子分型、预后、用药指导以及复发监测等精准医疗。
此前,癌症液体活检的挑战主要为样本中的癌细胞游离DNA数量太少,故而很难被检测出来,液体活检在癌症检测和诊断领域的应用也受到限制。而招彦焘则选择从提升样本质量的方向,对此进行突破性创新。
2020年,相达的专利样本处理技术在癌症诊断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与美国最大的癌症研究机构MD Anderson Cancer Centre的临床研究合作中,证明了这项技术可以比过去30年的黄金标准提取多几倍的癌症生物标志物,从而突破了前述癌症液体活检的“瓶颈”。
而这一核心技术亦赋予了招彦焘创业路上的一座“金矿”。
在美国期间,招彦焘在当地成立了相达生物科技公司,并获得美国政府、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支持。公司刚刚在美国站住脚跟,招彦焘却萌生了回流香港的想法。
“我一直都对这个地方(香港)有着深厚的感情,就算去了美国18年,我也每天都看香港的报纸,了解香港发生了什么事。”招彦焘直言。
在他看来,香港的生物科技黄金发展时机已经到来——国家大力推动生物科技创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拉开序幕,而作为中西方枢纽的香港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事实上,生物科技的发展亦得到了香港资本市场的加持。2018年,港交所首次允许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为处于研发阶段、尚未实现商业化的创新生物科技公司提供了融资渠道,香港在短短数年间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集资中心。
此外,香港人口密集,居住环境挤迫,为传染病高发地。“遇上有什么大的传染病,一定有香港的份。”招彦焘直言。而他亦坚信,检测及诊断技术的研究和落地,一定能帮到香港。
穿越“死亡之谷”
尽管技术实现突破性创新,招彦焘的创业之路却并非一帆风顺。
在创业的漫长周期中,流传着“死亡之谷”一说,指的是创业者从诞生想法、研发产品到获得政府或投资者资金,最后实现商业化的过程,可能存在“断档”。创业之旅充满未知与风险,其间,许多初创公司会因资金断裂等原因,“死”在山谷中的每场惊险跳跃里。
“最穷的时候,我的银行(账户)只剩20美金。”招彦焘回忆道,“来自政府补贴已经‘烧’得差不多,而投资人的资金还没到位。”
他只能向公司的4名员工袒露心声,请求同事“搭把手”,再熬一熬,“其实到了那种境地,关键是要坚持,相信钱会出现的。”
事实证明,招彦焘的坚持得到了回报。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得全世界忙于应对。但这也为相达带来了新的抉择——是坚持做癌症液体活检,等待疫情过去;还是暂时放下在此领域已有的成果,扎进新冠病毒快测产品的研发竞赛中?后者无疑意味着创业之路需要归零重启,成功几率更低。
怀揣着一名科学家的初心,招彦焘毅然选择了后者:“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去帮助别人。”
2020年年初,招彦焘带领团队一头扎进实验室,经过不眠不休的三周时间,终于找到大幅提升核酸测试精准度的方法。
然而,招彦焘却发现找不到足够的样本数量,难以支持整个临床试验流程。资料显示,截至2020年2月17日,香港共录得新冠病毒感染确诊个案60宗。于是,招彦焘辗转寻求国家科技部的帮助,在武汉金银潭医院进行了平衡对比实验。在此基础上,大约三个月后,相达最终完成了核酸检测试剂产品的落地。
因应日益攀升的确诊数字与激增的检测需求,2020年11月,四个较长期的社区检测中心在香港投入运作,为市民提供核酸检测服务。相达所合作的化验所最初并不在政府招标的意向合作名单里,但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招彦焘在投标截止前一晚,连夜写了50页标书,最后赢得了与政府合作的机会。
把握大湾区发展机遇
凭借核酸、抗原检测产品一炮而红后,招彦焘也听到了质疑的声音:这次成功只不过运气好,疫情过后相达就会被打回原形?
招彦焘毫不讳言,对于创业者,运气的确很重要,“但运气并不是平均分配给每个人,而是要看当机遇来临时,有没有能力、心态和准备抓住它?”
“在新冠疫情这样一个紧急公共卫生事件面前,我们从零资源开始,将公司营运到今天,已经积累不少知识和经验。有了这些经验,(未来)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好呢?”他反问道。
尽管新冠检测技术和产品,为相达生物带来了可观的“一桶金”,招彦焘却并不打算以此作为创业生涯的终点。“赚回来的钱,其实都投入到公司的下一步,即癌症检测、其他传染病的快测研发中。”
曾几何时,招彦焘还为账户里只剩20美元没钱发工资而犯愁。现在,他则开始考虑公司的上市计划。他坦言,期望公司能在未来一年半或两年内,以独角兽的姿态上市。而上市本身对于公司来说,亦非结局,而是再出发实现更大梦想的起点。
在招彦焘看来,内地市场机遇众多,并且具有相对完善的供应链与庞大的生产力——这对于从事创新科技的企业来说,无疑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谈及后续计划,他表示,会将目光扩展至内地市场。“未来我们投入最多的,不是在香港,不是在海外,而是在深圳的团队。”
事实上,相达生物科技的部分生产流程正是在内地完成。“为何我们能从一众美国本土的抗原快测中胜出,因为他们一个月才做一两百万支,而我们一个月可以做几千万支,这一数量级的差距在公共卫生事件中非常关键。”招彦焘直言。
“背靠祖国也正是香港发展创科的优势之一,”他指出,“目前香港创科生态圈还不完善,要推动香港创科发展,除了要保持上游科研优势,也要发展中游、下游,同时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内地城市)保持互通合作。”
事实上,香港与深圳、珠海等城市正不断加深生物科技的合作。
2021年,团结香港基金发布了《策动湾区港深引擎孕育生物科技新机》的生物科技政策研究报告,将落马洲河套划为港深生物科技合作先导区和示范区,将引入龙头企业,加速发展生物科技产业集群,完善生物科技研发流程。2022年,大湾区医疗器械生物医药产业园在珠海高新区动工开建,将为医疗器械与生物医药企业高标准打造约60万平方米的“超级工厂”。
对于相达而言,与内地其他城市的合作,也将为此后的癌症检测研究提供更便捷的样本基础。
“从做癌症(检测)的角度来说,在内地做(临床试验)的速度是最快的。”招彦焘举例道,同样是100个癌症样本,放在美国癌症中心MDAnderson,需要1年时间;而在广州中山大学的肿瘤科,则仅需一个上午。
“面对全世界那么多竞争者,我希望我们能透过香港,将各地优势联合发挥出来。”招彦焘说道。
以下为21世纪经济报道(简称《21世纪》)记者与招彦焘的问答实录:
“运气不是平均分配”
《21世纪》:公司创立九年,起初做癌症检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又做出一个成功的(新冠病毒抗原快测)产品,并且是大中华区第一家拿到美国FDA认证的(同类产品)。可以分享一下背后的故事吗?
招彦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想分几个阶段去讲。2015年开始创业那个时候,是在美国南加州。为什么会创业呢?最主要就是我在美国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博士时,研发了一个核心技术,能够让不同种类的检测做得更准确、更快速、更便宜、更方便。我们一开始的目标,就是把这个技术应用到传染病的快速测试。那时候在美国运作了一两年,进程都非常理想。(但)由于我本身是香港人,我一直都对这个地方有感情,就算去了美国18年,我每天都看香港的报纸,都在关注香港发生了什么。
我看见:第一,(香港目前)有一个很大的机遇,就是生物科技;第二,国家政策要推动创科,生物科技是重中之重;第三,再加上(粤港澳)大湾区整个大的可能性;第四,我小时候受爸爸妈妈家国情怀的熏陶,也很想将我这件事(检测技术的研发)在香港发扬光大。所以,就有了将公司的全球总部放在香港的想法。
(后来)为什么会去做癌症的检测呢?(因为尽管)传染病快速测试的应用是很大的,但其实在COVID-19之前,大家对快速测试一点都不熟悉。从做生意角度来说,这是最大的障碍。因为你要砸很多钱去做教育,上至政府,下到医生、一般市民,要改变他们的行为,这件事是要10年、20年的推动才能发生。
我们发现,我们的技术应用在癌症检测那里,也可以有一个很大的突破。2019年,我们在全世界最大的癌症中心——美国德州MD Anderson癌症医院,做了一个临床试验,用我们的技术和过去30年行业用的金标准,用100个癌症病人的样本做了一个平衡的对比,得出来的结果很震撼。过去这30年,大家都觉得这个金标准已经是天花板,结果我们比金标准好200-400个百分点。
当我们有这么一个临床(技术)的时候,我们的商业模式就是尽早把我们的技术变成一个商品,然后卖出去。就好像一个金矿,我(的技术)就是铲子,我能够把我的发明变成工具,去enable(赋能)其他人(去挖掘金矿)。
但到了2020年初新冠疫情发生,一时间基本上全世界都停摆了。城市停顿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问题,因为那些钱一直在烧。
那时我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坚持继续去做癌症(检测),等这个“风暴”过去之后,继续去卖“铲”给其他人,挺过“死亡之谷”;第二个选择是把这些“铲”全部放下,然后跳进新冠病毒(检测),但是成功几率可能比我第一个选项更低。
我还是选择了后者。因为那个时候铺天盖地的新闻都在说疫情多么严重,(病毒)传播得多么快,这些东西完全触动了我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初心——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去帮助别人。
《21世纪》:但有些投资人质疑,你现在这么成功,是因为新冠疫情中,你们是很大的受益者,你的成功都是运气而已。疫情过去之后,可能都打回原形。你当时怎样去回应他们?
招彦焘:运气这件事,我完全认同。回看全世界所有赚到钱的人,最重要的原因一定是运气。人就是这么简单,大家都只有二十四小时。但是运气不是平均地分配给每一个人的,这个运气是,当机遇来临的时候,你有没有能力、心态,有没有准备去把握住,而我本人、我的团队,能够把握住这个机遇。
所以,回应投资人时,我会说,新冠(疫情)如此紧急的公共卫生事件中,我们什么资源都没有,我们要想怎样去借钱、去求人才能营运(公司),都能够做到这些成绩。将来我们的心态没变,我们又累积了知识、经验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好呢?
香港创科生态圈待完善
《21世纪》:现在香港创科界的融资现况是怎样的?
招彦焘:(在)香港做创科,尤其是生物科技,生态圈的确是尚未完善的。香港一直以来在上游的研发很厉害,那么问题就来了,现在我们是要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而不是研发中心。“创科中心”的意思就是说整个生态圈要ready(准备好),不是只有上游,你还要有中游、下游。现在扪心自问,香港的(创科)生态圈是不完备的,投资人不够,投资人中了解生物科技的人也不够,这是我回来见到的最大的问题。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给的建议是:第一,一定要够灵活。因为你要明白,你最终的目标是要对你的投资人、对你自己、对你的团队负责,你要尽可能成功,而不是去证明我的想法是正确的;要搞清楚你创业的目的是什么,这样你就能够放下身段,去了解外部的环境并做出适合的调整。
第二,不要局限于某一个城市。因为香港讲到底都只是一个城市,人有限,市场有限,资金有限。如果你的初心是让你的企业成功几率最大化,你不可能只是想着一个城市,要想着如何去争取到最多的资源,让你的成功几率上升。
《21世纪》:过去五六年,香港特区政府在创科方面也投入了很多,包括中、下游都有投入,你怎么看香港“再工业化”方面的机会?
招彦焘:香港有优势,也有缺点。为什么我们需要香港制造,为什么我们需要香港再工业化?为什么香港的成本高于内地,我都坚持要在香港去做这件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香港有最顶尖的大学、世界知名的传染病学者,同时我们有世界最顶尖的医疗系统。
香港背靠祖国,祖国(内地)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所以,我有一部分生产流程是在内地做,将我的零部件去做好,然后运来香港,我完全享受了国家庞大生产力以及供应链的支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产品)被纳入了美国FDA名单里面、能够完胜美国本土快速测试(产品),因为他们可能一个月才生产一两百万支,我一个月可以生产几千万支。这就是香港的第二个优势。
第三,也是关键,我们做的东西全部都是讲究数据、追求品质的东西,香港的公信力是世界认可的。
加大深圳团队投入
《21世纪》:相达生物怎样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优势?将来怎样拓展内地市场,有什么计划可以分享?
招彦焘:香港几百年来一直都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我们公司的整个营运模式也都围绕这点,比如,怎样能够让我们内地的优势“走出去”;同时我们在欧美那边将一些很优质的产品和技术“带进来”。
有很多公司已经比我们更加深耕内地的市场,也都做得非常成功。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初创企业,作为一个香港公司,怎样能够打入内地市场?我们就是靠创新,靠技术。如果我们的科技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到10倍精准,或者我可以卖便宜10倍,去拓展内地市场,我觉得我们有机会成功,也会推动到整个创科的生态力。
其实,未来我们投入最多的(地方)不是香港、不是美国,反而是深圳的团队,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研发中心。深圳没有人才的限制,全国最优秀的人才都会聚集在深圳出现,我们也可以聘请到他们。
尤其是从癌症(研究)的角度来说,在内地做的速度最快。当时我们在美国MD Anderson找100个癌症病人,我们只是存储样本都花了一年。广州中山大学肿瘤科一个上午就能够准备到同样数量的样本给我们。面对全世界这么多竞争者,我们希望能够通过香港“东西联合”,将每个地方的优势都发挥出来。我们在深圳也建了一个化验所,我们才会有窗口,能够将我们的技术、产品变成一种服务。
《21世纪》:你可以说是香港创业青年的成功代表,对一些想投身科创的香港年轻人,你有怎样的心得或是经验分享一下?
招彦焘: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不能够放弃。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机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幸运是基于我们从来都没有放弃。你想要成功,你有多么渴望,你究竟是多么想去帮助别人?
但老实说,如果我不是“饿”了这么多年,我们怎么会去珍惜机会呢?(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前)赚钱实在太容易,但现在整个时势有了调整,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做出一些调整。
第一,希望更多的人去投身创科,因为的确这个世界已经不一样。第二,要做好这件事,不怕吃亏,一定要不断地去尝试,不要害怕失败。因为失败是一定会发生的,失败多了之后,你会学到好多东西。当真有机遇出现的时候,才可能把握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