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尤方明 北京报道

婚育话题在近期引发高度关注。民政部发布的2022年4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结婚人数累计为683.3万对，创1986年结婚数据首次发布以来的新低。

结婚人数下降必然影响生育数据，而婚育低迷在近年来已是常态，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长期趋势，也是新冠疫情这一偶发因素作用的结果。随着我国步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如何看待我国人口未来发展的趋势，政策端又应如何应对？

中央层面已适时作出部署。5月5日，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强调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近日，在中国人口学会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人士就中财委会议精神、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人口红利等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与会人士认为，生育支持政策应切实赋能家庭，充分释放推迟的生育意愿；人口负增长不意味着人口红利消失，我国依然是人口规模巨大且人力资源总量丰盈的大国，要从健康、教育、科技等维度切入，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

此外，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询部分地方发布的今年一季度出生人口数据，发现各地出生人口数据同比增减并不一致。比如，山东德州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出生人数同比下跌，而贵阳常住人口出生人数在今年一季度出现同比上升。

产妇建档估算出生人口不准确 

从2014年到2022年，我国结婚人数已连续9年下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茅倬彦教授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当前婚育主体的“90后”和“00后”成长在更加开放包容的时代。受社会流动加剧、婚育观念变革、非传统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年轻一代已形成了大规模的单身群体，初婚年龄不断推迟且近年来推迟加速，婚恋意愿持续降低，并且更加注重事业发展和生活品质。此外，年轻群体面临的高昂婚恋婚育成本也是抑制婚育的重要因素。“买房结婚”已成为城市青年婚恋重要的权重指标，以“天价彩礼”为代表的婚姻成本也对家庭造成沉重负担。

而在上述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教授认为，生育与婚姻家庭制度密切相关，家庭制度是保障人类繁衍的基本制度安排，是人类历史上反复尝试、最终形成的生育核心制度。应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家庭文化优良传统，通过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提高家庭发展能力，促进家庭和谐幸福，从而实现适度生育水平。

近期也有传言声称，通过产妇建档情况估算，2023年我国出生人口恐不足800万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不必轻信这一说法。首先，并非所有的孕妇都会到医院建档；再者，卫健部门没有公开发布产妇建档数据的职责，该流言信源成疑。

一位地方卫健部门官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介于多胎妊娠、高危妊娠、胎死腹中等意外情况，即便了解产妇建档情况，以此来推测出生人口数量恐怕有失精准。

该官员介绍称，出生人口一般都要等到孩子出生后，用住院分娩活产数进行统计。在其所在省份，近年来孕产妇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9%以上，同时计生信息系统已经覆盖了包括公立和民营在内的所有医疗保健机构，因此这样的统计相对准确。住院分娩活产数可以做到按月呈报，也能根据产妇户籍划分各县区的新生儿数量。鉴于一些跨省生育的情况，各地计生办还会进行核对，或根据公安部门提供的新生儿户籍登记数据做进一步的校准。

目前，已有城市发布了2023年一季度的计生统计数据。如山东德州是通过山东省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服务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统计，今年一季度的出生人数为6823，较去年同期下降12.19%。另据媒体报道，贵州贵阳今年1至3月常住人口出生人次为11359人，去年同期则为9420人，同比增长20.58%，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致电贵阳市卫生健康局确认了这一数据的真实性。

还有部分城市公布了出生医学证明签发的数量或出生登记人数。但前述卫健系统官员认为，出生医学证明只是代表孩子在当地医疗保健机构出生，由于异地生育的情况普遍，这一数据很难反映全貌。而出生登记具有滞后性，用作出生人口的季度统计同样不合适。

释放推迟的生育意愿

不过在原新看来，2023年的出生人口确有可能在2022年956万的基础上进一步下滑。

“因为在2022年12月至2023年1月份，我国曾经历过一轮新冠疫情大流行，医生往往建议转阴3至6个月后再进行备孕。如此推算，转阴后怀孕妇女的孩子将出生在2024年，因疫情推迟生育而减少的出生人口将体现在2023年。另外，在推迟生育的过程中，有些夫妇也可能就彻底放弃生育，虽然人数可能不会多。一句话，到底2023年能够出生多少人口，只有等到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年度出生人口数量时才能明朗。”原新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翠玲在上述研讨会上表示，新冠疫情与我国生育率下降长期趋势叠加，进一步压低了我国近年出生人口数量。早在疫情前，育龄妇女规模持续缩减、育龄妇女生育意愿低迷、养育成本高昂等多重结构性因素已长期制约我国出生人口增长。而疫情期间，我国28岁以下妇女的生育数量和生育水平降幅均最大，且下降趋势继续保持。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2021年组织的调查显示，有30%的调查对象因为疫情推迟了2019年的生育计划。

但张翠玲同时称，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和生育水平具有显著的突变式下降特征，这在其他低生育国家中均未发现，事实上蕴含一定的回升势能。在2022年，27至34岁组的一孩出生有所增加，导致2022年的一孩生育水平开始止跌并微弱反弹，显示出推迟的一孩生育计划正在缓缓恢复。种种因素表明，当前我国的极低生育率更多是生育推迟导致的进度效应。因此亟需聚焦30岁以下的年轻群体，提供社会交往、家庭组建、就业支持、住房保障、生育养育等方面的综合服务，促进推迟的生育意愿释放。

关于生育支持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在研讨会上特别强调普惠托育服务。据杨金瑞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曾经组织了一项面向6万名育龄妇女的调查，有44%的调查对象认为，孩子无人照料是影响其婚育意愿的首要原因。

“要知道，孩子的早教至关重要。与传统的老人照料相比，将孩子交由保育师进行科学的照护与智力开发，效果是不一样的。但目前，我国托育服务的供需矛盾比较突出。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有350万个托位，只能满足约10%适龄婴幼儿的需求；另外托育机构的平均收费超过每月2690元，相当于调研对象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3。增加供给、提升质量、降低成本，将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杨金瑞说。

将人口机会转化为人才红利

随着我国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将人口红利转换为人才红利成为必然选择。原新表示，当前我国已出现新的人口机会，尽管人口负增长已至，但负增长早期人口规模依然巨大；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但早期呈现低龄老龄化特征；以健康与教育两大指标作为衡量，我国人力资本日渐雄厚。此外，人口迁移流动活跃，也将促进人口空间优化布局，缓解区域人口与经济发展不平衡。

但原新同时强调，人口机会不会自动转化为人才红利，转化机制是与人口机会匹配的政策环境。

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首次提出人口高质量发展这一理念。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在上述研讨会上解读称，会议精准概述了我国人口新常态的“三化”特征，即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强调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是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人口工作的终极目标则是“两高两全”：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会议同时部署了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作，包括教育强国建设、生育支持、人力资源开发、积极应对老龄化、优化人口结构和分布、维护人口安全等。

贺丹表示，结合会议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研究内容，可以看出高素质人口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战略意义，要高度重视科技进步对人口发展的影响。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教授在上述研讨会中提出，影响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不是人口总量或年轻人总量，而是愿意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活跃的、健康的、有技能的人口总量。随着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和人均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再以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作为有效劳动供给的测度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全社会人力资源的现状。

据李稻葵团队测算，即使中国的人口总量已达峰且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峰值已过，但我国的人力资源总量仍将在2040年前持续增长，并将在2040至2050年间保持稳定。若以2020年为基年，将人力资源总量折算成人口当量，2050年我国的人力资源总量将升至16.44亿人，较2020年的14.25亿人增长约15.4%。

“如果我国的人力资源能得到有效提升和充分利用，那么国民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提升可以有效抵消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冲击。在2021至2050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将介于3.8%至6.1%这一区间。这一潜在增速完全可以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李稻葵说。

李稻葵就此建议，应建立弹性退休制度，激发高龄人群的健康红利；继续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投入，提升全民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