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李德尚玉 实习生何云北京报道 目前，全球在推进绿色发展的进程中面临着许多挑战。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出了哪些新课题、新挑战？我国碳市场如何发挥配置环境资源要素的作用？CCER重启是今年碳市场最热话题，CCER未来发展预期如何？证监会将券商准入参与碳排放权交易，未来碳市场发展与金融市场将是什么关系？针对以上问题，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

邹骥认为，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新内容和新动作。他表示，我国在第九次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到，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 将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资源环境要素一体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总盘子。我国碳市场要取得长足的发展，发挥它的作用，需要和金融市场进行链接。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 采访对象供图）

绿色经济成为发展新方向

《21世纪》：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出了哪些新课题、新挑战？

邹骥：全球化是世界大的格局和趋势，中国是在全球化中受益的国家。现在全球共同面临如何恢复民生经济正常运转的挑战，复苏成为最首要的话题，但还面对着其他全球议题，比如气候变化等。同时，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新内容和新动作。

传统思维给我们传达一个概念：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都是需要付出成本与代价的，与经济发展对立，是经济增长的阻碍。但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更多的地区正在追求绿色GDP，在朝着高质量发展迈步。中国的高质量发展真正体现新发展理念，使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分配失衡转向共同富裕，从高碳增长转向绿色发展。

高质量发展就是要从过去的“有没有”转向现在的“好不好”，这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需要有不同的驱动力，而如今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体现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这些都是新形势。

此外，当前国家、地区之间国际贸易的成本不断增加，对新能源技术交流、新能源产品进出口带来挑战，这些都是各国需要共同面对的新挑战、新课题。近期，我会见了七八位东盟成员国的能源部门司长，也与当地企业、智库进行了深度交流，发现求稳定、图发展、促经贸合作、推动能源转型仍是各国共同的意愿。

《21世纪》：中国和美国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各自有哪些优势？如何看待两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前景？

邹骥：中美两国各自的优势显著且互补。

美国具有很强的研发能力，其国家实验室、大学、公司具有很丰富的原创性研发成果，且有着前瞻性和广泛的应用价值，例如美国研发的R&D整套系统仍然可以被认为是世界最先进的。在全球产业链上，美国总体处于产业链的高端，美国在一些关键技术上更加先进，例如我国部分技术需求可能得从美国和日本进口，至今这种原创性技术研发的优势依然很明显。

将视野转向我国，在长期的奋斗下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阶段已经走到了全球产业链的中端位置，而且在一些特殊领域和赛道上中国已经走到了高端的位置。高端研发能力和研发成果需要产业依托、市场依托，而依托市场规模是中国的优势。我国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制造业、制造体系的国民经济体系，门类齐全且规模庞大，这在全球是独一无二的。

此外，得益于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任何昂贵的技术在这里都能显著降低成本，这就是规模经济。中美的优势都十分清晰，如果有一个地缘政治战略互信的条件，双方能够正常地开展贸易合作、正常地进行学术访问和研究成果交流分享以及谈论知识产权如何保护和共享，有可能最终达成二者双赢的局面。

碳市场要和金融市场链接

《21世纪》：目前，国内至少已有8家券商准入参与碳排放权交易。未来碳市场发展与金融市场将是什么关系？

邹骥：我国在第九次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到，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 将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资源环境要素一体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总盘子。

我认为，能够发挥作用的市场机制至少是有两个市场的局部结合，一是市场本身，二是金融市场。我国已经进入到现代市场经济，有汽车的市场、石油的市场、电力的市场，这些市场都有与之匹配的金融市场，这是经济学讲的两个市场的局部均衡。

我国碳市场要取得长足的发展，发挥它的作用，需要和金融市场进行链接，要发展和起到用市场机制配置环境要素的作用，也需要和金融市场链接。

第一，市场要用市场的方法去管理，政府要为市场机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创造最好的条件。

第二，环境管理部门根据管理职能，管理好碳市场额度，确保落实减碳目标。需要掌握以何种速度和节奏实现“双碳”目标，以及一年需要发多少额度，要让市场对于5年、10年内的额度发放有一个明确的预期。这样，投资者就会思考如何去投资，碳市场就会显示出配置环境资源要素的作用，碳价也会稳步上升。碳价高于减排成本能够让投资者有利可图，进而引导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化，促进低碳产业迅速发展，抑制高碳产业。

《21世纪》：CCER重启是今年碳市场最热话题，CCER未来会如何发展？

邹骥：在整个碳市场的成长发育过程中，CCER发挥了孵化的积极作用。在碳市场不够成熟发达、不明朗的时候，一些具有前瞻性的企业能够进入CCER，之后再找机会把CCER的配额转化成碳市场里边的配额，企业可以低价买入，未来高价卖出。现在碳市场只包括电力行业，钢铁、建材、铝等行业想进入碳市场但尚未能进入的行业，可以选择进行地方试点。

希望有一天中国碳交易能够踏踏实实在碳市场中进行，相关的行业都能纳入其中，碳价能够支撑投资者的信心，高于当时的主流减排成本，让投资减排的投资者有钱可赚。

《21世纪》：不同绿色机制之间是否可能会出现冲突？绿电、绿证、CCER、碳市场等不同绿色机制之间如何协调？

邹骥：今年我国提出要从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这是在战略和管理上更高层次的转变。无论是绿电还是其他，所有一切都应该向碳的方向去靠拢，思考如何将其转换为碳的计量、标准以及碳的度量衡，到最后都需要统一到碳，符合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的原则。此外，我国提出资源环境要素，包括排污权、能权、用水权，要用市场要素去配置，繁多的市场机制、标的需要逐渐统一起来。

从顶层设计的角度，不同的机制需要协调。但现阶段的实践是初步的，还不明朗，加之它是由不同的行业部门、主管部门去管理，所以各自要根据自己的职权去贯彻要素市场，发挥积极性进行实践。在实践中会有重合的部分，但要提前规划好，不踩脚不冲突，有积极性就要去尝试和推动。到一定阶段再统一起来，因为数量庞大的标的，它的交易成本也很高，大量重复的标的数据等会带来重复计算等很多问题。经过一个阶段的实践，会出现一个更好协调的方案。但现阶段尚未深入展开实践，得不出相关结论，所以我们要在实践中暴露问题，最后来协调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