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 陈思琦 深圳报道

12月21日，《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以下简称“前海总规”）正式发布，诞生已有13年的前海合作区，迎来了战略定位、发展目标、产业规划等内容的全面更新。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前海总规”保留了前海“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的战略定位，新增了“深港深度融合发展引领区”“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高地”两个新定位。

深港融合方面，“前海总规”要求坚持依托香港、服务香港，加快推进规则机制一体化衔接、基础设施一体化联通、民生领域一体化融通，为香港经济发展进一步拓展空间。

现代服务业发展方面，要求巩固提升现代金融、法律服务、信息服务、贸易物流等优势领域，积极开拓海洋经济、数字经济等服务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如何理解前海“一平台一枢纽一区一高地”的新定位？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对话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郑永年认为，香港的优势在于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开放。借力香港，前海在我国推进与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国际先进经贸规则接轨的进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由于各个领域的规则规制是相互深度嵌入、相互影响和促进的，郑永年表示，下一步前海需将碎片化的创新成果系统整合、协调，并发挥扩散效应。

（郑永年/受访者供图）

对标CPTPP等高标准经贸规则

南方财经：“前海总规”赋予了前海“深港深度融合发展引领区”的全新战略定位，探索香港参与前海发展新模式。如何理解这一定位？

郑永年：深港融合不仅是深圳和前海的责任、广东省的责任，更要提高到国家战略，旨在帮助香港恢复它往日的辉煌和繁荣，尤其是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所以，前海的工作部署一定要从国家战略层面来考量。

深港融合的关键，在于清单式地梳理一下香港的比较优势在哪里，前海的比较优势又在哪里。

香港的比较优势是服务业，而服务业的核心是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开放。香港作为一个自由贸易港，金融、法律服务、知识产权保护、高等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规则规制都领先世界。

深圳，乃至整个大湾区的优势是制造业，是科技成果的转化，以及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相对低成本。

只有意识到各自的比较优势，大家才有可能达成合作，避免“内卷”。

南方财经：借助香港，在与国际经贸规则接轨方面，前海可以如何发力？

郑永年：我一直在提“香港+”的概念，就是全面系统梳理与港澳规则衔接清单，以香港成熟的规则制度为基础“做加法”。比如深圳可以加上新能源、互联网等香港相对薄弱领域的规则，最终形成大湾区统一的规则。

我国正在全面推进加入CPTPP和DEPA的进程，而香港的规则和CPTPP、DEPA接轨是没问题的。这中间就需要深圳，尤其是前海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对标CPTPP等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方面先行先试。

以DEPA为例，跨国比较难，就先从跨境做起。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推进深圳前海和香港、澳门在数字经济领域跨境协作，先行探索出一条道路，做到“全面开放、有限管理”而不是“有限开放、无限管理”。

前海制度创新成果需系统整合

南方财经：“前海总规”延续了“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的定位。多年来，前海的一系列制度创新成果对全国有何借鉴意义？下一步的制度创新方向是什么？

郑永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而前海，就是制度型开放的产物。前海建立了一套新型的制度体系，在金融、法律等领域的运行规则既有别于内地的体制，也有别于国外的体制，显示了制度创新的成效。

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这些创新成果仍比较碎片化，不够系统化，有些方面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

我们看香港、新加坡等规则规制比较先进的地方，就想把其中的一部分挑出来学习。实际上，各个领域的规则规制是相互深度嵌入、相互影响和促进的。

接下来，需要把前海的制度创新成果系统梳理、整合一下，思考这些规则互相之间是否有冲突的地方、要怎么协调。

粤港澳大湾区有横琴、前海、南沙、河套这几个核心引擎，前海在其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前海不仅要将自身的制度创新工作做好，还要具有扩散效应，围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四个层面的制度型开放，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章做大。

南方财经：“前海总规”还赋予了前海“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高地”的定位。在大湾区“制造业当家”的背景下，前海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郑永年：大湾区正在推进“制造业当家”，但不能把制造业和服务业对立起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很繁荣，但很大比重都是为制造业服务的。脱离制造业的服务业，没有多少附加值可言。

对深圳，尤其对前海来说，要着重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而服务业是和“流通”相关的，要求人、财、物、数等要素顺畅流通。在这方面，深港之间还存在一定的阻力，因此需要前海系统梳理一下，一项一项来改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