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见习记者雷椰  记者李德尚玉 北京报道  随着全球范围内能源危机的持续加剧，使用绿色能源已经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

近年来，中国的新能源产业持续蓬勃发展，中国动力电池企业作为出海代表，在全球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中国的动力电池企业正面临绿色壁垒等多重出海挑战。

为了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推动新能源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越来越多的动力电池企业将ESG理念融入其发展战略之中。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截至8月27日，A股动力电池产业共有约46家上市公司，其中32家完成了2023年ESG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披露，14家尚未披露报告，有待后续披露，目前披露率为69.57%。

在这46家动力电池股中，有18家进入了ESG强制披露名单：先导智能、中伟股份、汇川技术、新宙邦、比亚迪、宁德时代、三花智控、亿纬锂能、恩捷股份、璞泰来、欣旺达、德方纳米、当升科技、天赐材料、天能股份、湖南裕能、特锐德和星源材质。其中，天赐材料和天能股份未披露2023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特锐德、星源材质、湖南裕能尚未披露报告，目前报告披露率为83.33%。

近年来，国外绿色壁垒逐渐加强，《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下称“欧盟新电池法”）规定，自2027年起，动力电池出口到欧洲必须持有符合要求的“电池护照”，国内不少企业受到了欧盟新电池法影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比亚迪、宁德时代等9家动力电池企业未披露范围3排放量，但无一例外都开展了碳足迹、碳排放管理相关的工作，并在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多位业内人士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表示，欧盟新电池法将会给中国动力电池企业带来出口成本、技术成本增加，合规难度增大等挑战，相关企业应该尽快提升研发能力和循环回收水平，完善企业供应链合规管理体系，加强各环节的认证检测。

18家A股动力电池进入强制披露名单

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27日，A股动力电池产业共有约46家上市公司，其中32家完成了2023年ESG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披露，14家尚未披露报告，目前披露率为69.57%。同时，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A股5349家上市公司中，目前共有2187家披露了2023年ESG报告，披露率为40.89%，动力电池股的报告披露率高于A股整体披露率。

（A股46家动力电池企业2023年温室气体排放量  数据来源：各家2023年ESG报告）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发现，在这46家动力电池股中，先导智能、中伟股份、汇川技术、新宙邦、比亚迪、宁德时代、三花智控、亿纬锂能、恩捷股份、璞泰来、欣旺达、德方纳米、当升科技、天赐材料、天能股份、湖南裕能、特锐德和星源材质18家企业进入了ESG强制披露名单。其中，天赐材料和天能股份未披露2023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特锐德、星源材质、湖南裕能尚未披露报告，报告披露率为83.33%。

在未披露温室气体排放量和尚未披露报告的5家公司中，天赐材料解释称，公司的2023年度碳排放数据正在核查中，后续将通过官方网站披露核查结果；天能股份披露了温室气体减排量，公司一年售出的电池可减少二氧化碳22665万吨，相当于种植了约6.21亿棵松树。

值得注意的是，先导智能、中伟股份、汇川技术、新宙邦完成了温室气体范围1、范围2、范围3的披露，汇川技术还额外披露了范围4避免温室气体排放量。

汇川技术在报告中表示，公司范围4的排放分为直接避免和协同避免两类。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带有“避免排放”的特征，例如变频器产品的应用能够降低生产设备能耗，从而避免了由于发电和电力传输所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又如汇川技术作为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的供应商，通过为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促进了交通绿色转型的进程。汇川技术认为，相较于自身因运营产生的碳排放而言，其产品和服务所带来的避免的排放更具有社会价值。

先导智能拆解了范围3温室气体排放来源。在报告中表示，公司的温室气体盘查以“运营控制权”方法来设定组织边界，纳入范围3的排放源包括购买的商品和服务、资本商品、上游运输和配送、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商务旅行、雇员通勤、下游运输和配送、售出产品的使用和下游租赁资产。

电池企业出海新门槛

“双碳”目标提出后，中国在新能源汽车相关供应链、产业链的布局迅速扩张，电池板块尤为值得关注。

如今，中国的动力电池在全球占据重要的分量。据韩国市场调研机构SNE Research的数据，中国动力电池在欧洲的市场份额已经从2020年的14.9%上升至2023年的34%。日前，工信部发布了2024年上半年全国锂离子电池行业运行情况，1–6月储能型锂电池产量超过110GWh，新能源汽车用动力型锂电池装车量约203GWh，1–6月全国锂电池出口总额达到1934亿元。

今年，《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正式生效。根据欧盟新电池法，自2027年起，动力电池出口到欧洲必须持有符合要求的“电池护照”，记录电池的制造商、材料成分、碳足迹、供应链等信息，这将对中国动力电池企业出口欧洲带来严峻挑战。

北京道可特(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丽波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欧盟新电池法影响中国电池行业的整个供应链，出口企业合规难度大。欧盟新电池法要求电池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及循环利用可溯源，首当其冲的是下游的电动汽车出口企业，进而影响电池进出口企业，最后传导至上游提供电池组件的基础材料的供应链企业，例如铜业、石墨、有色矿业、炭黑等电池组件相关的行业。“出海企业不仅要做到自身碳足迹可查，碳数据合规，更要将范围扩大至整个电池产业链的所有环节都要符合欧盟标准。”

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投资经理张雨薇建议，中国电池企业必须积极采取措施，如建立碳足迹监测和报告体系、提高生产效率、采用清洁能源、减少材料碳排放等，以满足欧盟法规的要求。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企业在其ESG报告中提到欧盟新电池法对其自身发展的影响。恩捷股份在报告中提及，欧盟新电池法的落地以及政策的变动，可能导致公司高耗能设备等现有固定资产的提前淘汰。

目前，我国出台了《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等相关政策，不少动力电池企业正逐步加强碳足迹管理，一定程度上能有效应对欧盟碳关税、欧盟新电池法等政策法规给中国企业出口带来的挑战。

比亚迪内部制定了《比亚迪碳排放管理》《比亚迪公司碳排放量化管理规定》和《比亚迪公司产品碳足迹管理办法》，以此提升公司碳排放管控水平。宁德时代则定期披露有关排放绩效、核算方法论、第三方核查声明以及碳减排行动进展的报告，在报告期内发布了《宁德时代2022年度碳排放核算报告》，同时对 2023 年温室气体排放开展了测算，依据能源消耗量及能源使用结构的变化情况分析排放总量变化原因。

中伟股份计划在2025年披露碳足迹的相关报告。中伟股份表示，在碳足迹管理方面，公司已于2023年开展产品碳足迹核查和产品生命周期管理，并将在2024年持续扩大产品生命周期管理和碳足迹核查范围，计划在2025年出具产品全生命周期评价报告并发布产品碳足迹报告。

无独有偶，新宙邦也在加码碳排放核算与产业链减碳的工作。新宙邦表示，截至2023年末，公司共有30名员工获得碳核查内审员资格。

在气候变化风险与机遇管理方面，亿纬锂能在报告中提及国内外与气候相关的政策的出台和法规趋严，公司的应对措施是针对海外新规加快建设合规能力，促进研发和质量管理体系接轨国际，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

报告期内，德方纳米为应对欧盟新电池法、碳关税等措施，响应国家实施的能耗双控、“双碳”目标等政策，设置了2023-2025年度的能源管理目标，组织了多场外部培训、节能宣传周等活动。

要实现全链条合规

目前，A股披露ESG的动力电池企业占比近七成，相比去年提升了20多个百分点，无论是迫于压力还是趋于动力，我国动力电池企业已然在积极面对新的变化。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ESG管理部总经理刘军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长期看，欧洲新电池法案将催生行业新一轮变动，加速市场竞争格局的演变，推动全球电池企业向低碳化转型。中国电池企业在碳足迹管理方面需要加大技术研发和数据收集的力度，以满足严格的碳足迹要求。

目前，欣旺达开展了供应链低碳管理、碳足迹计算、电池护照等多个项目，以满足政策、客户和社会责任的要求。其中电池护照项目通过工业互联网+区块链技术深度融合，建设一套全生命周期数据采集软件，可生成符合欧盟要求的证书及可供合规查询的电子记录，帮助集团解决EV电池、2KWh以上的工业电池、LMT电池向欧盟合规出口的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出海企业最薄弱的环节往往是供应链的合规管理，而欧盟新电池法恰恰要求电池全生命周期都需要材料再循环、碳足迹可追溯、管理符合欧盟要求。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施懿宸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完善的供应链ESG管理机制能有效回应法案对供应链尽职管理议题做出的各项申明。“中国大部分企业在ESG信息披露报告中，对供应链上游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指标管理制度较为欠缺，部分企业对上游企业的污染排放、员工权益、合规等指标上均未形成一定的重视。企业可通过供应商培训或企业参与的形式提升供应商ESG表现，强化整体能力。”

实际上，不少企业正面临着两难困境，既需要完成碳中和目标，又需要避免为供应链增加压力与成本。上海大学文化新经济研究院秘书长吴华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大型企业要制定良好的减碳标准来引导产业链上游的企业一起参与，要形成正向的投入，而不是反向的倒逼。

“借鉴国外企业相关经验，其实国内龙头企业也可以建立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产业链协同基金，由链主企业主要投入，供应链企业参与投入，形成共同的成果。如此，链主企业就有了一个高效的抓手，直接推动供应链企业进行符合链主需求的减碳行动，同时也可优化供应链企业的减碳成本，让供应链企业更乐于接受。而目前大多数链主企业只是从成本、工艺等角度对供应链体系提出要求，无法形成更高层次的协同关系。”吴华说。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卢陶然、21世纪经济报道见习记者闫硕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