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郑青亭 北京报道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秩序将如何改变？近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从全球秩序的角度看，新的世界格局尚在形成之中，在其固化之前，各方应该为更加公平的国际秩序做出努力，而首要任务就是推动联合国系统的改革，以更加真实地反映世界经济的状况。
“比如，不应该让一个欧洲小国拥有比中国更高的投票权。问题是，欧洲和美国似乎都坚持自己的特权。世界银行的掌门人基本上还是由美国人垄断，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把手则是由欧洲人担任。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他说。
在他看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作为对世界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中国和美国应该携手对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深入改造，使它们不仅更具代表性，还能在提供救助和全球公共品（两个大国的共同目标）方面改进效率。
近日，由斯宾塞、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知名投资人穆罕默德·埃尔-埃里安共同撰写的《长期危机》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该书探讨了经济冲击、金融紊乱、结构性变化和治理挑战等全球性问题，并针对如何适应复杂而快速变化的世界提供了建设性的思考。
斯宾塞因在现代信息经济学领域的贡献于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管理学Philip H. Knight荣休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杰出客座研究员。他曾任斯坦福商学院院长、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视频截图）
泛化“国家安全”将重挫全球经济合作
《21世纪》：《长期危机》书中指出，经济事务在过去数十年里支配了政治决策，如今却由政治考虑支配经济决策。随着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抬头，原有的国际经济合作格局将面临怎样的挑战？你觉得全球经济会更加割裂吗？
斯宾塞：我希望答案是否定的。但首先，我们必须接受国家安全问题不会轻易消失的事实，因为大家对彼此的信任还不够高。因此，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经济会更加割裂，对商品、服务、资本、技术流动的限制会越来越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希望通过人与人的沟通和合作重新建立信任，这是建立大国信任关系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减少国家安全的考量对全球经济合作的破坏，我希望人们意识到中断经济合作带来的巨大成本。
不过，让我感到乐观一点的是中国。中国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它提出了“双循环”。我认为，内循环基本上就是利用国内需求来建立经济，对中美这样体量的经济体来说，这可以运转得非常好。但对于即使像瑞典这样的发达国家来说，也无法仅仅依靠国内市场，必须对外开放合作，中国和瑞典就有大量的贸易往来。所以，我猜想，一旦人们明白，盲目地向保护主义倾斜、阻碍全球化的发展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个好主意，大家会停止或减少经济问题泛安全化的做法。
与30年前相比，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也获得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并将其转化。中国现在是主要的创新经济体，独立性显著提高。话虽如此，我还是想说，即使是可以相对独立的大国，也很难承担全球经济分裂的代价。因此，面对地缘政治冲突的加剧，我们需要重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构，比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并对它们进行改革。
《21世纪》：从现在的种种迹象看，美国2024年大选将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这场大选对美国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会有怎样的影响？随着新总统的上台，中美关系是否有调整空间？
斯宾塞：真的很难判断。在共和党方面，很难知道特朗普政府实际上会做什么，他们说了很多，但还不清楚是不是会真的那么做。
至于大选的结果，我希望新的政策制定者，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能认为与中国合作以控制这些限制措施能带来重大好处。某些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限制措施是无法取消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夸大事实。对玩具征收高额关税对保护国家安全有什么帮助呢？这有道理吗？因此，我认为合理管控中美关系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很难知道民主党或共和党政府比现在更好还是更糟。目前，哈里斯和特朗普的胜选比例大概是一比一，很难说最终谁会胜利。
应对老龄化的核心任务：提高劳动生产率
《21世纪》： 本书还谈到了“老龄化经济”，称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场“中年危机”。人口老龄化问题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什么？如何推迟“刘易斯拐点”在全球范围的到来时间？
斯宾塞：全球经济正在老龄化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中国、西方国家、俄罗斯等几个国家合计占到全球GDP的25%。但它们只占世界人口的1/3，因此，如果以人口计算，说世界正在经历人口老龄化，是不对的。但无论如何，在短期内，我们确实面临着老龄化的挑战，因为全球经济大部分的产出来自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这造成了明显的制约，比如，劳动力的减少，财政状况的失衡，以及抚养比的提高等。不过，也要看到，印度等国家的人口还在增长，而且年轻人占比很高。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经济将慢慢做出适应，可能会再次看到生产能力的激增，就像之前在东亚和东南亚等的经济体出现过的情况。所以，这个模式不一定是永久的，只是现在情况特别严重。另外，我们还要看到的是，要扭转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生产率的大幅提升。这样的话，即使年轻人需要负担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大家的平均生活成本也不会太高。
《21世纪》：书中说，在经济管理方面，部分央行无意中从“消防员”变成了“纵火犯”，在如今抗击通胀最后也是最危险的阶段可能带来破坏性影响，请展开谈谈？为什么说2%的通胀目标过于僵化？
斯宾塞：至于央行为何会适得其反，这个问题可能更适合穆罕默德·埃尔-埃里安来回答。我想有的时候央行的沟通方式只会让问题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央行的政策是相当深奥的东西，特别是在沟通方面。我自认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认为，信息的一致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是它的一部分。
至于2%的通胀目标是否合适，很多人认为，世界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并伴随着相对价格的显著变化，稳定可信的高于2%的通胀目标可能是合适的。但对此还没有形成共识。我不是货币政策专家，但我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如果央行说，通胀已经下降了，但是，最后的1%实现起来非常困难，让我们把目标定在3%吧，那将对它们的可信度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所以，这有点像移动球门柱。因此，如果我们想要设置一个新的通胀目标，必须首先以可信的方式达到原来的目标，然后才能在不损害央行可信度的情况下进行调整。如果各方能够达成共识，将通胀目标调整到更高水平是合理的。不过，这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实现。
美欧长期坐庄IMF和世行的局面必须改变
《21世纪》：随着世界从单极走向多极，二战后建立的原有世界秩序应该进行怎样的调整？怎么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改革方向？如何评价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金砖新开发银行等由中国倡议的国际开发银行？
斯宾塞：简而言之，首要任务就是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让它们的运行能够切实反映当今世界的经济状况。比如，不应该让一个欧洲小国拥有比中国更高的投票权，问题是，欧洲和美国似乎都坚持自己的特权。世界银行的掌门人基本上还是由美国人垄断，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把手则是由欧洲人担任。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另外，对于一个面临长期危机的世界来说，我们必须确保制定正确的任务。我认为，世界银行应该把焦点放在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发展问题上。现任世行总裁是一位印度裔美国人，他才华横溢、经验丰富，很可能在这一领域有所突破，但现在的问题是缺乏足够的资金。因此，我们需要为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投资，为受影响的国家提供缓冲。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对大规模的增资进行更有效的监督，以及时发现全球金融体系中潜在的金融失衡。
在我看来，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是重要的实体，亚洲开发银行等区域开发银行也是如此。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亚投行进行了一种很好的合作，对于拉动中亚、东欧和西非等地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我认为，中方提出的这些倡议与现有的开发银行并不是竞争关系。这些开发机构的运行越有效，越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积极影响。
希望中非合作论坛峰会能让中非合作再上层楼
《21世纪》：本书还称非洲有潜力像印度一样成为下个阶段的现代化与工业化中心。你怎么看非洲经济增长的前景，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斯宾塞：我认为，非洲确实是非常有前景的。非洲现在的人口可能是14亿，与中国和印度的规模相近，而且它的人口非常年轻，让整个经济很有潜力。因此，如果我们期待新兴市场带来新一轮产能激增，那大家会很容易想到非洲。考虑到非洲的规模，一旦它的产能实现大规模提升，将对全球经济带来重大影响。那么问题来了，怎样才能让非洲实现亚洲那样的高增长？印度正在高速发展，但发展道路有些不同，对制造业出口的依赖性更小。
至于非洲，我认为，它们面临的挑战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普遍的挑战是，增长模式中经济治理的质量，以及如何应对外部的逆风，如气候变化的冲击、大流行病的后遗症（大流行病的一个遗留问题是，它确实破坏了大多数国家的财政能力，很多非洲国家可能需要进行债务重组）。特殊挑战是，非洲大陆的一体化发展亟需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而且非洲有50多个国家，彼此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域内有效合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希望未来十年非洲能够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克服这些挑战。
《21世纪》：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将于9月4日至6日在北京举行。你对于中非经济合作有怎样的期待？
斯宾塞：中国在非洲已经是主要的参与者。在中国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大量中资企业广泛参与了非洲各个领域的建设。中国已经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在此背景下，即将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将为双方提供深入对话的平台，既能帮助双方扩大合作范围，也能让非洲学习借鉴中国的经验。多年来，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促进了非洲经济的发展，双方显然都有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兴趣。
目前，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对非投资水平太低，不足以推动非洲的高速增长。非洲国家领导人无疑希望进一步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不仅如此，非洲国家希望像中国一样实现结构性的高增长，中国在这方面有许多有益的经验。在全球经济深刻调整之际，如何更好地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推动可持续发展议程、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包容性增长，这些都是非洲国家可能同中国交流的议题。我相信，在合作精神的指引下，中非领导人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实现互利共赢，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情。即便是中资企业同西方企业在非洲有一些竞争，也未必是坏事，因为可能会引起对非洲的更大的关注，从而有利于非洲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