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翟振武:中国生育率“未发达先触底” 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迫在眉睫

2024年10月16日 11:24   21世纪经济报道 21财经APP   王俊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王俊 韩佳序 卜羽勤 北京报道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其数量与结构直接影响着劳动力供给、资源配置、经济发展。当前,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和出生率持续走低,人口老龄化加重,如何应对这一变化亟待破题。

近期,由中国人口学会、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联合主办的“生育意愿与人口发展”专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聚集了人口学、社会学、营养与健康、妇幼与养育、心理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当前社会背景下生育意愿的变化趋势、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

中国生育率为何连年下降,其中又有何“中国问题”?中国未来人口发展将会呈现怎样的特征,生育率是否还有回升空间?就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就此对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教授翟振武进行了专访。

“中国生育率下降,有中国独有的原因。”翟振武表示,由于房价高涨、就业竞争压力大、生育养育成本高企,加之传统婚育观念受到冲击,使得中国社会未迈进发达社会,但生育率却先行下降至极低水平。

但从统计数据来看,妇女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之间存在一定差距。根据调查,近几年妇女生育意愿(打算生的孩子数量)平均在1.74~1.77之间,但这些妇女实际生育出来的平均孩子数量仅维持在1.0个孩子左右。他表示,缩小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差距,是提振中国生育率的希望所在。

翟振武强调,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不仅仅狭隘地强调生育激励,更需要全方位制定合理政策并配套相关支持,比如延长产假,提供生育补贴,减免税收、完善普惠托育体系、创造生育友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等,支持女性平衡家庭与职业生活,在经济、社会、文化、舆论等多方面形成合力,共同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 

2040年起,每年人口减少数量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负增长周期预计到21世纪结束,在此之前人口负增长将持续存在。“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一个长期过程,政府在人口政策的战略制定上要有远见。”翟振武表示。

生育率下降的同时,中国老龄化也在加重。他表示,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必须面对这一现实,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提高人力资源质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21财经》:您如何看待近年来中国生育率下降的问题?

翟振武:中国生育率下降呈现“未发达先触底”,其中有中国独有的原因。

一是房价高涨对生育造成影响。新家庭建立的基本条件之一——拥有自己的住房变得越来越困难,增加了年轻人结婚和生育成本。

二是就业环境不稳定、教育延长也有一定影响。年轻人需要更多的时间接受教育,工作后还要经过若干年,才能确保自身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能积累足够的储蓄,然后才会结婚和生育。目前可以看到中国青年初婚初育的年龄大幅推迟,增加了女性不育和少育的可能性,抑制了生育水平。

三是互联网快速发展对传统观念造成的冲击。例如,独身主义等观念,在西方社会经历了几十年才逐渐流行起来,但在互联网快速发展过程中,更快速地被年轻人接受。年轻人的生育观念和行为模式逐渐发生改变。此外,互联网不仅改变了信息传递方式,还重塑了人们的社交方式,提供了情感慰藉、幸福感获取的更多渠道。

《21财经》:住房、就业、生育意愿和生育观念等一定程度上属于结构性问题,短时间内也很难去解决,应如何破题呢?

翟振武:先要拆解结构性问题。

结构性问题有两类。第一,育龄妇女人口的持续下降。“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人,2021年相比2020年减少了473万人,这是带动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在这一形势下,即便生育率不变,出生人数也会呈现下降趋势。这是人口结构造成的,短期内难以改变。

另外,就业、生育观念等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就业问题可以通过调整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来解决。生育意愿也可以通过人为政策干预。以托育为例,养育难是生育意愿低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可以通过建设、完善托儿所等手段有效缓解托育问题,消除年轻人因育儿压力大不愿生育的后顾之忧。

《21财经》:目前整个社会生育意愿呈现什么样态?

翟振武:目前社会生育意愿是有的,但是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调查,2021年全国未婚及有偶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4个;到实际生育时,便需考虑更多的现实问题,同期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4个。再到了实际生育的时候,会发现生育率更低,全国生育率平均大概在1.0左右。

普遍来看,人们有一定的生育意愿,到了实际生育的时候,受制于经济压力等各方面因素,与生育意愿有较大差距。

但我认为这个差距恰恰是生育率可以提振的根据,如果努力建立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生育率有回升空间。

需设计更合理的政策 消除女性就业歧视

《21财经》:如何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除了刚才提到的托育保障,还有其他可以完善的吗?

翟振武: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需要综合配套,通过延长产假,提供生育补贴,创造生育友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比如为女性设置哺乳时间、缩减有养育需求员工的上班时间等,设立男性陪产假,支持女性平衡家庭与职业生活,促进性别平等。 

《21财经》:实践中,产假延长、生育补贴等相关举措可能进一步加剧性别歧视,如何设计更合理的制度来消除就业市场对女性的歧视?

翟振武:政策制定者需要设计更合理的制度安排,并且进一步明确、执行这些政策。

比如说,今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申请年龄限制做了调整,原来是无论性别申请人均需45岁以下,但现在男性申请截止年龄为45岁,女性为48岁。女性申请人年龄限制的调整,是为了补偿女性因育儿而减少的科研时间。

此外在招聘过程中,很多单位存在对女性的隐性歧视,可以设计相关的制度,像残疾人保护制度:政策规定企业里必须要有一定比例的残疾人员工,如果没有达到这一比例则会增加企业的税负。这也可以适用到女性就业中,以此来保障女性就业权益。

总之,需要全方位制定合理政策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不仅仅狭隘地提生育激励,而是要形成经济、社会、文化、舆论等多方面的合力,共同营造一个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

《21财经》:建设生育友好型的社会还有哪些阻碍?

翟振武:现在还存在多方面的困难,比如认识不够。以“五险一金”中的生育保险为例,我们一直倡导延长产假,但产假延长意味着计划需支付更多的生育津贴。部分单位不愿增加额外政策成本,不愿执行。政府虽然有多项政策,但落实力度尚显不足。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需要全方位支持。有的地方只有政策没有监督执法,很多企业难以执行。举个例子来说,保障哺乳期妇女的喂养时间,许多地方都难以实现,尤其是在生产线等高强度工作环境中。缺乏相应的处罚措施,加之公众维权意识薄弱,女性喂养时间的保障就难以落地。

人口负增长周期预计本世纪结束 可全方位完善政策提升生育率 

《21财经》:您曾表示人口负增长会表现出持续时间长、发展速度快、缩减规模大、回弹难度大的特征。负增长周期可能会有多久?中国生育率的回升空间会有多大?

翟振武:负增长周期预计到21世纪结束,在此之前人口负增长将持续存在。目前人口下降速度还相对比较慢,预计从2040年起,每年人口减少的数量将显著增加。

按照当前较低的生育率预测,到本世纪末,我国人口可能降至目前水平的一半,大约到六七亿。但如果之后生育率有所提高,本世纪末的人口数量也将有所增加。但是下降趋势恐怕在21世纪内难以逆转。

至于生育率回升的空间,我认为通过全方位完善政策,并执行,建设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生育率有望恢复至欧洲平均水平。

《21财经》:为什么2040年起,每年人口减少数量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翟振武:这与当前的生育状况有关。例如,2017年左右,我国每年有约1700万新生儿,而去年的出生人口降至900多万,减少了近一半。当这900多万人口成长到二十几岁时,正值2040年代,届时出生人口将进一步减少,人口下降速度会进一步加快。

同时,中国社会老龄化的速度也将在这一时期加快。

但之后,中国老龄化程度将趋于稳定,老龄化速度也将放缓。预计到2060年和2070年以后,老龄化速度将基本停滞。尽管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但其加速过程不会持续下去。

中国人口不再年轻 要以质量弥补人口数量

《21财经》:人口问题时间周期跨度大,如何去做长远规划?

翟振武: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一个长期过程,政府在人口政策和战略制定上需要有远见。正如《孙子兵法》说的,“故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

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放宽生育政策并不足以扭转这一趋势。因此,我们必须面对老龄化的现实,确保老年人养老、注重老年人生活品质。

并且一定要认识到,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中国人口不可能再度年轻了。因此在制定政策时,政府就不能基于中国老龄化能够缓解或逆转的前提假设。虽然我们支持鼓励生育以应对老龄化,但如果将生育作为应对老龄化的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措施,那这个药方是开错了。

《21财经》:面对生育率持续下降、老龄化程度日益加重的局面,我们应如何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怎样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翟振武:其实许多人对这个问题存在误解。生育率下降、老龄化加重是危机挑战,但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政策来应对。

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提高人力资源质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提高劳动力素质,实现人口减少的情况下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通过提高人口素质来弥补人口数量的减少,挖掘人口的质量红利。

另一方面,我们应努力提高出生率,尽可能减缓老龄化和人口规模缩减的趋势。虽然这不可能完全逆转大势,但能够减缓老龄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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