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胡慧茵  广州报道

第136届广交会正如火如荼地举行，一如既往吸引了众多非洲采购商参与。

据悉，近五届广交会线下展平均每届有1.4万名非洲采购商到会，线上展平均有9.5万名非洲采购商参加。

“广州作为千年商都，与非洲的商贸联系历史悠久。广交会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为非洲客商提供了重要的商贸平台。疫情虽影响了展会的形式，但并未减弱非洲客商对广州的热情，一些非洲客商甚至戏称‘不来广州等于没来中国’。”近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继森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这样说道。

在刘继森看来，中非经贸联系日益紧密，特别是中国对建交的33个最不发达非洲国家100%税目的产品实行零关税，这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和负责任的态度。他表示，这一举措力度是非常大的，可以预见中非未来的贸易增长会达到一个更大的数量级。

近年来，中国与非洲持续深化贸易合作，进出口规模快速提升。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00年至2023年，中非贸易规模由不足1000亿元增至1.98万亿元，年均增长17.2%，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年均增速4.6个百分点。

在中非经贸联系加深的同时，中国企业也越发积极向非洲投资。刘继森看到如今不少中国企业，特别是广东企业主动走向非洲，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不出海就出局’并非玩笑，而是企业面临的严峻现实，促使他们寻找突破困境的出路。中国企业特别是广东企业，积累了资金、技术、人才和产能等优势，而非洲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初期，恰好与广东的产能形成了互补。因此，广东企业应积极把握这一重要战略机遇。”

近十年来，刘继森一直从事对非研究工作。他介绍称，广外非洲研究院的对非工作更偏重于应用研究，帮助广东企业在非洲进行贸易和投资，为走进非洲保驾护航。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继森，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非洲工业与广东产能形成互补

《21世纪》：能否分享一下你关注的广东企业出海非洲的成功案例。广东企业是如何运用自己的比较优势与非洲国家合作的？

刘继森：我们一直关注广东企业在非洲的发展，在这里分享几个成功案例。广东新南方集团在尼日利亚奥贡州与当地政府合作，成功建设了一个面积达105平方公里的自由贸易区。第一期开发后，已有超过170家企业入驻园区，并取得了良好的收益。

另一个是关于森大集团的转型。森大集团原本主要从事贸易，但在与佛山的一个陶瓷机械企业科达智造公司合作后，发现可以利用其营销网络销售陶瓷机械。进一步，他们意识到与其单纯销售机械，不如利用非洲的资源优势，例如高岭土。于是，他们在尼日利亚等国家联合投资建立陶瓷生产线，目前已投资超过16条生产线，创造了不少奇迹。其中，最快的一条生产线在9个月内便收回了2.5亿元的投资，成为最快回收投资的典范。

这一案例反映出广东企业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创新精神，勇于尝试和开拓新市场。经过40多年的发展，这些企业积累了资金、技术、人才和产能等优势，而非洲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初期，恰好与广东的产能形成了互补。因此，广东企业应积极把握这一重要战略机遇。

企业家主动“出海”非洲

《21世纪》：为什么你说中国企业“出海”非洲已经转变为“企业家主动要出去”，现在中企出海非洲呈现出怎样的态势？你认为中国企业家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刘继森：我们曾与多家商协会和企业家分享，希望他们能早些关注非洲市场。这一建议源于对全球经济产业转移的认识。然而，疫情前，许多企业家并不认同我们的观点。

如今，企业家们主动寻求“出海”，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种转变可能源于多种因素，其中之一是国内竞争的加剧，使得不出海就可能失去生存机会。“不出海就出局”并非玩笑，而是企业面临的严峻现实，促使他们寻找突破困境的出路。

此外，“出海”的形式也有所转变。以前的出海模式往往是散兵游勇，早期一些胆大的企业进入非洲市场时竞争相对较少，盈利相对容易。然而，现如今“出海”企业增多，单打独斗的盈利机会减少。现在，企业逐渐转向产业链的“抱团出海”，通过上下游合作规避风险。例如，服装产业链较长，龙头企业若能引导相关企业一起出海，将形成合力，共同抵御风险。

企业家们“出海”非洲最关心的话题，首先是能否盈利，其次是如何应对风险。赚钱固然重要，但要确保安全的盈利更为关键。企业需关注财产和人身安全，以及汇率、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风险，才能在非洲稳健发展。

中企将助力非洲实现数字经济跨越

《21世纪》：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方宣布将实施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十大伙伴行动涵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医疗卫生、科技创新和青年发展等领域。你如何看待中方资金投资更侧重绿色和数字领域？在非洲进行绿色和数字领域投资有怎样的潜力，中方该如何发挥建立的优势？

刘继森：非洲大陆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农耕文明与数字时代的交汇。与我们经历的逐步发展不同，非洲是跳跃式地迈入智能时代，直接使用智能手机而未经过台式电脑阶段。中国在绿色发展和数字经济领域具有先发优势，特别是在新能源和数字产业方面，如华为、传音等企业表现突出。

投资非洲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关注民生领域，二是推动高科技发展，但必须根据非洲的实际情况渐进式进行，避免简单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非洲面临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挑战，许多儿童处于饥饿边缘。因此，优先解决民生问题，再推动高科技发展会更有效。

非洲54个国家的发展情况不均衡，像肯尼亚、尼日利亚、南非等国在数字经济上已显示出潜力，尤其是电子支付方面的普及。未来，中国企业的参与将助力非洲实现数字经济的跨越式增长。

中非产业链融合发展

《21世纪》：你如何看待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进行产业链“出海”，并与非洲大陆产业链和供应链深度融合的举措？

刘继森：非洲现在的情况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相似。因此，非洲的发展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即开放国门，既引进外资也鼓励对外投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主要通过引进外资来发展，因为当时企业缺乏资本和技术。然而，随着我国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国家开始积极推动对外投资，现阶段“走出去”的资本已超过引进的外资。当年，中国通过引入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融入全球产业链，形成了典型的加工贸易模式。如今，我们可以利用非洲的比较优势，将其融入我们的产业链。

以东莞的华坚鞋业为例。该公司的业务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后，选择在埃塞俄比亚设厂，雇佣了9000多名工人，显著降低了成本。此外，埃塞俄比亚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享有零关税，这使得华坚能够规避贸易壁垒，提升盈利能力，并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华坚的董事长张华荣被誉为“埃塞俄比亚工业之父”，他通过产业链融合帮助非洲多种工业门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他不仅帮助当地建立鞋业，还开创了轻工业园区，未来还计划引入小家电、电子装配等产业。这种产业链的融合将促进非洲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推动国家发展。

总体而言，非洲的希望在于其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中国与非洲进行的产业链融合既会促进非洲的发展也会促进自身的发展。

东非国家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21世纪》：相较于非洲其他地区来说，东非在经济表现和投资政策上具有怎样的特点？中国以及广东企业“出海”非洲，在投资目的地国家的选择上有什么趋势？你如何看待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这两个东非国家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潜力？

刘继森：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这两个国家各具特点。我曾多次访问肯尼亚，对其印象很好。肯尼亚是东非的重要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备受关注。这里有许多跨国公司的总部和联合国分支机构，是投资者进入非洲的理想地点。中国的投资者可以把非洲的总部放在肯尼亚，因为投资者可以在肯尼亚接触到许多国际资源和先进技术，提升投资效率。

近年来，肯尼亚的营商环境改善显著，政府办事效率提高，投资促进局设有一站式服务，涵盖工商、税务、海关等多个部门。此外，政府反腐力度加大，为招商引资提供了良好条件。税收优惠政策也非常有吸引力，某些税收减免可长达10年。肯尼亚森林资源丰富、拥有高质量的咖啡产业，有良好的政策引导。

埃塞俄比亚则是一个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具备巨大的劳动力红利。它属于东非欠发展的国家，具有巨大的后发优势。它十分欢迎外来投资，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投资。埃塞俄比亚的农业资源丰富，拥有高质量的畜牧业和咖啡产业，同时也是许多非洲河流的发源地，水资源丰富。

虽然这两个国家的资源不是非洲最丰富的，但从现有的产业来看，它们的发展潜力巨大。近期广外非洲研究院与南财国际传播中心联合策划，组织有意出海非洲的企业到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进行考察和研讨。此次考察涉及多个工业园区的参观，并与当地政府官员进行面对面交流，这对投资者来说是一次很有价值的“破冰之旅”。

《21世纪》：中方提出，中非要携手推进“六个现代化”。在你看来，中国可以如何用自己的现代化经验帮助非洲？

刘继森：9月5日，在中非合作高峰论坛上，中方强调要携手推进中非现代化，共筑命运共同体。这次峰会将中非关系提升到新的层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和具体时间表，旨在帮助非洲实现现代化。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分享自身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在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方面。

非洲迫切希望摆脱贫困，而中国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正好与非洲国家的愿望相呼应。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包括产业扶贫和智力扶贫。产业扶贫强调依托国家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相关产业。例如，非洲作为农业国，发展农业深加工可以大幅提高产品附加值，如将腰果深加工成坚果，这样能为当地创造更多经济价值。中方提到要帮助非洲建设产业，支持深加工农业产品，并且承诺大量进口非洲农产品，确保附加值留在非洲。此外，对与中国建交的33个最不发达非洲国家100%税目的产品实行零关税，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和负责任的态度。

这些举措不仅反映了中国愿意与非洲分享经验的诚意，也展现了我们在对非合作中坚持“亲、诚、惠、容”的原则，真心实意地帮助非洲发展，而没有附加其他条件。

《21世纪》：中方主动扩大市场开放，给予同中国建交33个最不发达非洲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你如何看待此举对推动中非经贸合作所起到的作用？有哪些产业受益最为明显？

刘继森：这一举措力度是非常大的，可以预见中非未来的贸易增长会达到一个更大的数量级。

我们特别关注中非贸易的增长。根据数据，2023年中非贸易额已达到2821亿美元，但我们的目标是将其翻番，达到5000亿美元以上，因此还有一定空间需要努力。中非贸易是双向的，涉及进口和出口。许多非洲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进口多、出口少。

非洲能够出口到中国的主要产品包括农业商品，如腰果、花生、大豆、芝麻和木薯，还有水果如牛油果，畜牧产品如牛肉、海洋渔业、矿产资源以及油气资源（如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这些产品在中国市场有很大需求，特别是石油和大豆。例如，中国每年需要近2亿桶石油和约2亿吨大豆，而国内供应不足。因此，非洲丰富的土地和农业资源可以与中国市场对接，从而平衡中非贸易。对非洲来说，中国增加对于非洲产品的进口，可以帮助非洲同时解决失业问题和外汇储备短缺问题。

中非贸易需打通“堵点”

《21世纪》：中国已与非洲国家就贸易畅通、投资合作、绿色发展、蓝色经济、电子商务等领域合作签署48份文件。你认为中非经贸合作具有怎样的特点？具体是如何实现互补的？

刘继森：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80%以上的非洲国家仍为农业国，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南非的工业化程度虽最高，但工业仅为其贡献了33%的GDP。因此，投资非洲可以帮助将其资源优势转化为财富，而中国的产能恰好能够满足非洲的工业化需求。

尽管中国企业在十几年前已开始在非洲深耕，但该地区依然具有巨大的投资潜力。非洲的投资洼地效应明显，其丰富的资源、人口红利和相对较大的经济落差，使得中国的产能转移到非洲具有天然的优势互补，形成了良好的投资机遇。

具体来说，首先，非洲的人力资源丰富，有巨大的人口红利。非洲的人口已超过14亿，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25至30亿，未来可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大陆。投资方向往往与人口红利相关，非洲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倾向于前往投资。

其次，非洲资源丰富，科特迪瓦的可可和腰果等产品在全球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非洲几乎可以找到所有矿产。非洲的旅游资源独特，拥有多样的地形和气候，未来有望吸引更多中国游客。

与此同时，由于洼地效应中国在非洲投资的潜力巨大。投资者和被投资地区的经济落差越大，洼地效应就会越明显，投资者在该地的投资潜力越大。例如，塞拉利昂的人工成本约为人民币300多元，远低于中国的5000多元，人工成本差距巨大。中国富裕的产能正好弥补了非洲现阶段的一个空缺。

当前，我们需要解决贸易中的堵点，例如供应链、物流和政策开放问题。这需要各行业、地方政府和研究机构共同努力，以提升中非贸易的质量和效益，确保行稳致远。

广交会在中非合作中扮演关键角色

《21世纪》：你怎么看广交会对中非贸易所起到的作用？非洲客商参与广交会有怎样的需求？

刘继森：广州作为千年商都，与非洲的商贸联系悠久。广交会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为非洲客商提供了重要的商贸平台。疫情虽影响了展会形式，但并未减弱非洲客商对广州的热情，一些非洲客商甚至戏称“不来广州等于没来中国”。广州不仅与非洲进行商贸联系的历史悠久，还因气候与东非相似，使非洲客商的到访更加便利。

广交会主要为非洲客商提供了两个方面的价值：首先，他们可以在此与多家供应商会面，比较产品，建立稳定的采购渠道；其次，广交会汇聚了大量新信息和前沿技术，帮助客商开阔视野并激发商业灵感。未来，广交会在中非合作中仍将扮演不可替代的关键角色。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国际传播中心联合主办，2024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商务投资考察暨中非合作研讨会将于2024年12月举行，主题是：“一带一路”下的非洲新机遇。活动将聚焦东非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两大潜力国家的发展，邀请多位中非关键嘉宾，高效链接当地政府官员、优质企业，在非中国企业、华人商会等，并参访多个优秀企业、工业园区、专业市场，与在非华商粤商深度交流。考察期间，还将分别在两国首都举办一场政企学深度研讨，与当地政府、企业、商会以及同行企业、带队导师，进行高质量交流。

详见下图，敬请关注。

（实习生谢子颖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