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简称《意见》)。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强调要守住兜牢民生底线,做好重点人群就业工作。
《意见》提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就业促进协调联动,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现代化产业体系就业协同性、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提升区域协调发展就业承载力、培育就业扩容提质新动能。针对教育供给,《意见》则提出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的匹配度。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科学研判人力资源发展趋势,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扩大理工农医类专业招生规模,根据社会需要、产业需求、职业开发优化调整学科专业设置。
如何实现高质量就业?对于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公共政策有哪些解决之道?21世纪经济报道对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进行了专访。
郑永年。资料图
分类发展高质量教育
《21世纪》: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你如何理解高质量就业?
郑永年:当前,中国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以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我觉得最关键要解决的是人力资源从哪来的问题。
中国经济正在从过去的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在此过程中,我认为人力资源供给与经济发展的需求之间存在不匹配的现象。实现就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教育高质量发展。在教育领域,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部门和机构,都需要更多地发展高质量的教育,不能仅仅满足于简单的数量上的扩张,教育部门也需要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各阶段教育系统的设置(包括学科、专业、选拔考试等)进行提前引导。
现在就业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供需结构性错位的情况,一方面一部分毕业生面临求职挑战,另一方面一些企业机构又急缺适配的专业人才。事实上,基础研究与应用型技术研究、训练都是非常有必要的。高质量教育不等同于发展高等教育,甚至意义完全相反,是既需要研究型大学,也更需要直接可以培养工匠的中职、高职院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现在的关键是如何把这三部分整合起来,由于这涉及教育、科技、工信、人社等不同部门,因此更需要从顶层设计着手改革,加强跨部门的协调机制,才能更好实现融合创新。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离不开适应时代的教育改革。
从世界范围来看,每一次人类社会划时代的进步都伴随着教育改革。所以,我认为目前我们的公共政策需要系统的思考,教育不仅仅是教育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家庭、学校、社会机构等等,要妥善解决教育资源、财政资金在不同的研究型大学和职业学校之间分配不够均衡等问题。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应该包括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我们作出的所有改革都是为了提升人本身的幸福。只有高质量的教育、高质量的人才、高质量的就业,才有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这应是最大的公共政策。
《21世纪》:实现人的现代化,应该具备哪些条件?怎样的教育是“高质量”的教育,要实现哪些目标?
郑永年:重要的是通过各个领域公共政策的优化完善、通过教育的改革来培育一个有利于人的理性发挥的环境。例如,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如何坚守相关讨论的理性是一大挑战,这需要平台和监管部门的共同努力;再如,一些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扩张的过程中,应守住道德底线,而不是为追求流量而随波逐流,甚至利用公众情绪,这会影响社会公众信任的建立。
每一个人都有“性善”和“性恶”的一面,因此我认为好的公共政策应该致力于发挥和促进人性光辉的一面,克制和制约人性恶的方面。这意味着,公共政策在设计之初就应该充分考虑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这需要政策制定者、学者等群体积极走向一线,了解社会经济的实际问题。
重视政策制定的“公共性”
《21世纪》:怎么促进教育跟市场、产业更紧密的结合?
郑永年: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实际脱钩的情况,这其实跟经济发展的程度没有直接关系。一些产学研做得好的地方,社会资本对学、研的投入也更高,因为投入的资金需要更加高效的产出回报,其中一个关键就是让更多的科研资金、科研资源流向年轻人,因为人的生命力、创造力的黄金时间正是三四十岁的青年时期。
此外,教育体系改革需要加强对学校属性的分类,既要有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也要有一流的培养技能工人的职业院校。中国制造业在模具制造环节遇到的挑战,其中一个因素是缺少相应的精尖水平的工匠,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培育相应的工匠精神文化。现在我们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需要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实现“学有所用”。
《21世纪》: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需要突破哪些挑战?
郑永年:首先人口规模的收缩是一个趋势,这在大多数的亚洲国家都在同时发生着。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优化人口结构、抓住人才红利?我们正在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培养的人才如何能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适配,需要系统的思考。此外,怎么让理性成为主流,避免一些社会经济行为的羊群效应,也是公共教育需要实现的目标。
《21世纪》:对于公共政策如何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你有哪些具体建议?
郑永年:首先,公共政策最重要的是“公共性”,哪怕是人口规模和土地面积再小的一个地方,都要考虑政策出台的普惠性、公共性,而不能仅从本部门、本机构的利益出发。其次,“公共性”如何形成?公共性是能够跨越社会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群体的,要使得不同利益攸关方之间实现利益均衡,那么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就要充分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若能做到这一点,政策出台受到的争议也会少一些。
当然,任何领域的改革肯定都会导致一部分群体的反对,因此需要在改革中尽量做加法,让绝大多数群体有获得感。
当前,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发展,从线下拓展到线上,生活空间和平台越来越广阔,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呈现出多样化;同时,这对政策制定的“公共性”要求也越来越高,线上线下的公共平台有责任维护这种公共性,监管部门亦有责任进行监督管理,让我们的公共空间更高质量、更理性,避免人类社会的“原子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其中精神文明的核心就是道德、社会的价值观体系,要通过教育建设好公共价值,凝聚人心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