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肖潇 北京报道

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发布会，向社会发布“法信法律基座大模型”。

人民法院出版社总编辑余茂玉在会上介绍称，“法信法律基座大模型”既是国内法治领域的“行业基座”AI大模型，也是一套为保障法律AI安全发展，配套安全治理机制，提供数据资源、算力资源、评测资源的服务体系。

21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法信法律基座大模型”主要面向法官等司法人员，暂不面向社会公众开放。该大模型目前已经应用到了两个场景中：一是深圳法院的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1.0版，于今年6月正式运行；二是“库网融合”智能检索数据库，其在该大模型基础上对“法答网”“人民法院案例库”数据进行预训练，会在近期上线。

人民法院出版社总编辑助理张承兵在采访中称，推出大模型旨在解决“案多人少”问题，提高司法工作效率。“虽然现在法院有电子化案件卷宗的帮助，但法官实际上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查阅案卷。大模型能帮法官从大篇幅的电子卷宗中快速进行信息比对、抓取要点、提炼主干，比如可以进行类案推荐、法规校对和审核纠错法律文书。”张承兵说。

以“类案推荐”功能为例，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副教授刘知远向媒体解释，法官在阅卷后需要寻找类似案例，包括各个地方法院的历史判决结果、最高法典型案例等，“过去用关键词检索，很难搜索到真正相似的案例。而大模型通过阅读成千上百的案例，告诉法官历史上类似案件的审判到底是怎样的。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法官助理，分担机械性的工作，让法官把重心放在判断关键疑难点上。”刘知远说。

刘知远所在的团队提供了大模型技术研发。会上介绍，在清华大学科研成果转化的千亿参数通用大模型基座上，投入了最高人民法院“法信”等多个法律大数据平台的3.2亿篇，共计3.67万亿字的法律文献、裁判、案例、观点等数据语料，并融入了人民法院电子音像出版社历时十余年搭建的包含18万法律知识体系编码的“法信大纲”，最终形成“法信法律基座大模型”这一研发成果。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AI在其他行业的应用中曾出现错误信息、歧视偏见、滥用等问题，怎么保障在司法工作中合理使用AI？

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张凌寒回应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2022年最高法出台了《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其中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是“辅助审判原则”。简单来说，无论技术发展到何种水平，司法AI都不能取代人类法官的地位。

“我们始终强调法律基座大模型是一个辅助角色，相当于提供信息参考服务，比如类案推荐、查询裁判规则，但不由大模型直接生成判决书。最后的一道关永远是由法官来把握。”张凌寒说。

公开报道显示，在已经运行了“法信法律基座大模型”的深圳法院中，AI辅助系统集成了立案智审、智能阅卷、智能庭审、智能文书四个板块，会参与到法官工作的全流程中。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系统各环节节点设置了审核、确认、决定选项和提示，需要法官手动勾选才能通过。

张凌寒还指出，根据国家网信办等七部委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备案流程会也要求大模型服务提供者根据要求评估AI安全，“法信法律基座大模型”已于10月21日完成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而在“法信法律基座大模型”内部，从训练数据到结果输出设置了严格的安全防护措施，保证大模型在法律框架内运行，符合伦理与法律的要求。

余茂玉则强调，在研发建设法律基座大模型过程中，一方面要始终界定好大模型辅助性、工具性的基本定位；另一方面始终坚持在法律数据安全合规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应用，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促进技术应用和效能提升，以“法信法律基座大模型”的安全规范促进法律行业大模型广泛应用的整体安全

下一步，法院将积极探索AI在审判执行、纠纷化解、法律服务等方面的应用。“法信法律基座大模型”将立足国家级法律人工智能设施这一关键定位，赋能司法审判、行政执法和公共法律服务等行业。

张承兵解释，在行政执法上，希望大模型能辅助执法人员进行审查核验、匹配执法依据、检查执法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度等；而在公共法律服务方面，希望能通过大模型理解公众的非专业化表达诉求，并根据具体案情，为公众提供和解、调解、应诉、仲裁等不同策略建议，降低公共服务的门槛。

发布会称，经过对“法信法律基座大模型”更有针对性的场景开发后，一批数字化、智能化的“办案助理”“普法助手”“领域找法查案专家”“个人法律知识管家”等应用会陆续上线，成为法律从业者的AI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