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见习记者雷椰 记者李德尚玉 实习生郭雪南 巴库、北京报道

当前，全球气候形势日益严峻，能源结构转型及公平性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为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各国日益重视清洁能源项目的建设，以光伏发电项目为代表的清洁能源转型建设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推进，绿色能源在全球能源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在全球深入推进脱碳进程的背景之下，如何帮助脆弱地区增强气候韧性？光伏如何实现“能源公平”?

在COP29期间，隆基绿能副总裁、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张海濛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随着全球碳中和目标的深入推进，以光伏为代表的清洁能源将逐渐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中坚力量，同时，绿氢、绿醇或绿氨等“绿色分子”也将在工业场景的脱碳进程发挥重要作用。应当加快确定“绿色分子”的国际标准与认证体系，以推动脱碳事业早日进入正向循环。

据介绍，在COP29期间，隆基绿能联合深石集团在COP29蓝区的“生物圈三号”主题馆举办了“SOLAR FOR ALL——应对气候变化：绿色创新加速能源公正转型”的专场活动，展示了隆基绿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和项目进展。同时，隆基绿能联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发布了《光伏促进气候行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倡议》。

隆基绿能副总裁、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张海濛

碳中和目标持续推进，能源公平问题待解

《21世纪》：有哪些光伏技术方案可以帮助脆弱地区增强气候韧性？

张海濛：随着光伏技术的持续进步、成本的逐步降低，以及光伏在一定区域内存在的间歇性和不连续性给能源系统带来的挑战逐渐被克服，光伏产业将有力推动世界能源公平的早日到来。我们的愿景是利用BC（Back-Contact）背接触太阳能技术推动全球能源变革，解决那些常常无法获得基本服务的人们的电力问题，帮助难民维护自己的权利并有尊严地生活。我们通过与联合国难民署合作，为人道主义应急仓储与物流中心提供太阳能改造，能够为全球难民提供更高效、可靠、安全且可持续的能源解决方案，加速全球能源转型并推进能源公平。

《21世纪》：太阳能改造项目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碳排放?

张海濛：太阳能改造项目已将该中心转变为一个由清洁能源驱动的关键运营点。安装高效太阳能面板后，每年将产生大量可再生能源，不仅能够减少中心对电网的依赖，还能显著降低碳排放。预计这座700千瓦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站每年将产生约989,993千瓦时的电力，并将减少碳排放量约495公吨。这将显著节省该中心的年度电力开支，通过降低运营成本并重新投资于更多的可持续发展举措，从而惠及当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21世纪》：“能源公平”是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需要格外重视的问题，光伏如何实现“能源公平”?

张海濛：能源公平在于为全人类提供清洁、可负担与无歧视的能源服务。不过，当前全球各国人均能源消费水平呈现出巨大差异，前20%的经济体消费了全球约80%的能源。同时，全球还有约11%的无电人口生活在黑暗中，更有约1/3的人口无法使用清洁能源进行烹饪，能源贫困问题直接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此外，全球能源资源分布不均衡与可负担性有限，也制约着全球范围内能源公平的实现。随着全球碳中和目标的深入推进，以光伏为代表的清洁能源将逐渐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中坚力量。特别是科技及制造属性使光伏成本竞争力持续提升，快速推动能源转型进程。

《21世纪》：《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国行动》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10月，中国已与42个发展中国家签署53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开展了近百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隆基绿能在南南合作领域有哪些经验分享?

张海濛：在南南合作领域，隆基绿能在阿塞拜疆的戈布斯坦区成功打造了首个大型光伏项目。该项目采用了隆基绿能的高效单晶光伏产品，成为当地规模最大的光伏电站，单体装机规模高达313MWdc（交流侧230MW），总占地面积约为550万平方米。自2023年10月26日并网发电以来，该电站的年发电量已达到5亿千瓦时，可满足当地11万个家庭的用电需求，并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20万吨。

“绿色分子”国际标准有待建立

《21世纪》：如何看待当前绿氢、绿醇等“绿色分子”的国际标准与认证体系尚不明确?这又带来了哪些挑战？

张海濛：光伏已成为成本最低的电力能源，但仍有许多用能和工业场景无法电气化，需要绿氢、绿醇或绿氨等“绿色分子”来实现减排。然而，目前全世界对于“绿色分子”的标准和定义仍不明确。以绿氢在钢铁行业的应用为例，灰氢的生产成本远低于绿氢，且由于产品标准和认证的缺失，钢铁企业在面临减排任务时，很难向市场证明自身产品使用了绿氢，导致绿色溢价的奖励措施与碳税的惩罚措施无法形成闭环，低碳产品难以与高碳产品竞争。因此，大多数企业很难基于经济性去自发支持绿氢的推广。

绿氨的推广也面临类似问题。在煤电掺绿氨实现减排的尝试中，由于绿氨认证缺乏国际通行标准，煤电企业也无法有效转移灰氨与绿氨之间的成本差，因此同样缺乏尝试的动力。因此，建立“绿色分子”的国际标准与认证体系迫在眉睫。大多地区性标准对于绿电的判定仍停留在所在国平均电力排放因子的层面，这不利于积极尝试使用绿电的企业。即使个体企业在具体项目中提高了绿电的使用比例，仍无法摆脱所在国别的平均水平。因此，如果无法做到更精确的识别和认证，并给予绿电使用者正确的奖励，那么依靠碳排放定价来推动能源转型的设想将很难实现。

《21世纪》：关于绿色转型中的资金支持问题，当前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还面临哪些困难？

张海濛：如果仅依靠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做转移支付，这一目标将难以实现。我们应该找到更符合商业逻辑的方式，撬动大量已存在于市场中的资金，如银行贷款、绿色债券等。隆基结合实践发现，很多具有优质风光资源优势的“绿色分子”项目，因地处欠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对“国别风险”的考量拉高了整体项目的资金成本。

在欧洲国家建设绿氢项目的资金成本一般在8%以下，而在新能源成本很低的非洲，资金成本可能在15%以上，这极大提高了融资难度。建议动员相关金融力量，为此类项目设计如绿色保险或绿色担保等针对性的金融工具，降低项目潜在投资人的国别风险判定。这样做，不仅可以盘活大量市场化资金，避免国家间转移支付背后的政治考量，还可以脱碳事业进入正向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