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丁莉 施诗 广州报道
回望2024年，地缘政治冲突、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仍给国际经济蒙上了一层阴影，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前路变数迭生。
日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围绕2025年经济工作部署的九项重点任务之中，“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位列第二。科技创新再次成为关键词，“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更是首次在高层话语体系中出现。
面对不确定性，中国经济依靠什么去应对？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的广东，如何穿越周期，向新而行？
带着这些问题，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专访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郑永年认为，当前，我国外部环境存在一定挑战，但我国不断加快推进“单边开放”，这对全球化起到重塑作用。从内部来看，当前各地间正面临着这样一种过度的、难以持续的竞争状态，应通过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进行扭转，释放互联互通的能量。
“广东经济发展有很多优势潜力，这些潜力要进一步发挥。”郑永年说，一方面是要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统一大市场的打造，进一步将“一国两制”的优势发挥出来；另一方面是创新监管模式，为先进技术落地转化创造优质环境，激发新质生产力。
中国“单边开放”重塑全球化
南方财经：目前来看，国际形势依然复杂多变。一方面是地缘冲突频发、民粹主义继续兴起，另一方面“超级选举年”令全球经济政策前景蒙阴。面对错综复杂的全球形势，您怎么看待接下来中国经济的表现？广东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该如何筹谋应对？
郑永年：中国经济分两部分——国内国际双循环，尤其长三角、珠三角一直是靠外循环驱动成长起来的。因此，外部环境变化肯定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一定影响。
总体来看，外部环境的确谈不上乐观。首先，大部分的不确定因素来自美国，明年特朗普上台后也会延续其高关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风格。为应对这种风险，今年不少美国公司已向中国进口大量商品储存起来，要消化存货将需要一定时间。
近年来，不少中国企业为回避风险，选择前往墨西哥或东南亚国家设厂，但特朗普日前已宣布将对墨西哥与加拿大商品征收25%关税，相关企业也将受到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趋势有着蔓延风险。美国的逆全球化也会加深欧洲的逆全球化，民粹主义政权掌权后，也会实施更深度的贸易保护主义。
当然，积极的一面是，中国同新兴市场国家间的贸易也在增长，尽管无法完全取代欧美市场，但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减弱国际市场带来的冲击。
南方财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扩大“单边开放”有着怎样的意义？能否帮助我们的经济穿越周期？
郑永年：“单边开放”是非常重要的。开放的目标是吸引外资和技术，支撑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中国企业更进一步走出去，通过“有进有出”实现双向开放和互利共赢。可以说，中国“单边开放”正在重塑全球化，可以驱动资本在全球流动。
但是，为了吸引外资，就要让外资“有利可图”，这就意味着我国必须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避免无序的、同质化的竞争甚至出现这些竞争的传导。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统一大市场
南方财经：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应如何进一步向内挖潜？
郑永年：此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整治“内卷式”竞争。我们当前各地间正面临着这样一种过度的、难以持续的竞争状态。要转变这种现状，关键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
事实上，中国东部有资本、技术、开放管理经验等比较优势，而西部则有着劳动力成本低、土地资源丰富等比较优势，东西部的生产要素未来要跨越地域之间的屏障，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流动起来，实现优势互补，形成统一市场。为此，相关基础设施也要进一步完善，密切各地之间的互联互通，将能量释放出来。
南方财经：《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进行了系统部署，广东应当如何创新实践、加快突破？
郑永年：广东要思考的是，如何将中央宏观政策转化成具体举措和经济红利。广东要根据围绕这种改革精神，确立几个具体目标，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统一大市场的打造，促进各个城市间互相开放，依托它们各自的比较优势，确定下各自的劳动分工和相应的发展模式。
目前，珠三角仍相对碎片化，特别是广州、深圳、香港三座中心城市之间尚未形成政策融合，各类规则标准、管理体系没有充分对接。我们一向存在一个误区，“政府做不了，就交由市场去做”，但市场是难以克服行政方面的阻力的。
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统筹融合值得关注和借鉴，该地区已探索出了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理事会及各类专题协调组等多样化的体制机制创新，促进了区域内更深度的融合。向外来看，欧盟27个主权国家也实现了一个共同市场的建设。
因此，广东要学习这些地区的经验，通过政策设计促进各地发挥比较优势，避免恶性竞争、同质化竞争，进一步将大湾区“一国两制”的优势发挥出来。
监管松绑助推新质生产力
南方财经：回顾2024年，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关键词。并且，中央明确各地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对破除同质化竞争困局提出了什么新命题？
郑永年：其实，“内卷”就是在存量经济之内的过度竞争，要走出“内卷”困局就要寻找增量。这意味着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产业升级。
技术创新也是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关键核心。以海洋经济为例，我们的海洋经济大多还停留在海洋牧场等相对传统的领域，未来我们能否发展私家船产业。新加坡、美国等发达国家，私家船产业的规模都相当可观，我们海岸线很长，消费者体量庞大，为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优势基础。此外，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当前方兴未艾的产业发展也是如此。
南方财经：广东可以采取哪些措施驱动创新能力的提升、新兴产业的落地？
郑永年：广东经济的潜力很强，在我看来，长三角、珠三角是中国科技创新最活跃、创新链条最完善的两个区域。近年，广东的技术路径一直在快速发展，已经从技术应用转向原始创新，但原始创新就需要改革生产关系。广东经济发展有很多优势潜力，这些潜力要进一步发挥，也需要体制机制的引导。在过去多年，广东一直是改革的领头羊。
在原始创新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各大中心城市的大学实力雄厚，基础科研进展迅速，再加上香港的金融业加持，以及广东庞大的产业基础，技术转化需求巨大。未来，广东要进一步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各地之间优势互补和结合，激活科创动能。
在技术落地方面，珠三角地区也聚集了一批独角兽企业，为加速它们的先进技术落地转化为生产力，还需要放宽监管。我们和美国相反，美国是发展有余而监管不足，而中国不少地方是发展不足、监管过度，制约了技术落地的进展。对于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我认为广东可以适当放松监管，为其创造加速落地的环境。例如，在创新药的方面，可以在安全的前提下探索进一步改革，提升行政审批效率，让创新药物能尽快进入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