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柳宁馨 杭州报道

今年以来，DeepSeek等杭州“六小龙”备受关注，引发各地城市对自身产业创新发展的反思浪潮，形成了产业创新发展的“杭州效应”。

“杭州效应”背后，一是外界纷纷关注杭州为何能诞生如此多的科创企业，二是跳出杭州看，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成为当前城市发展的一大趋势。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期走访杭州余杭、滨江、拱墅、钱塘、富阳等产业强区发现，杭州在全国较早开启招才引智体系化工作，又回归市场逻辑，让科创企业在适宜的产业生态中迅速壮大。经过优势产业迭代，杭州科创产业集聚区的作用日渐明显，良性循环的产业生态又吸引更多科创企业加入。

在杭州，城市与人的“双向奔赴”，既有商业逻辑的考量，也有各自创新气质的匹配。杭州民营经济自发成长、数字经济优势明显、创新试错容忍度高，形成鲜明的城市口碑，一些早期科创企业选择杭州，正是因为需要长期主义的创新环境。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金融研究院院长史晋川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20年前，杭州没有选择重工业转型升级路径，而是抓住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科技革命带来的创新创业红利，形成互联网产业的集群发展，为后来杭州转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产业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杭州的产业转型形成一种特色路径，首先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民营经济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主体。其次，通过互联网产业的集群发展，杭州集聚了大量的创新人才、社会民间资本，使金融创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相对能够融为一体。”史晋川说。

“科技副总”与“产业教授”

从互联网到硬科技，杭州都不缺先锋企业，这背后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在国内众多城市中，杭州较早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

杭州高新区（滨江）在全省最早推出高层次人才创业支持政策“5050计划”，每年引进人才超4万，人才总量超50万。目前，杭州高新区（滨江）已经是浙江省数字经济第一区、浙江省上市公司第一区，2024年全区实现GDP2887亿元，已累计培育上市公司74家，拥有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00家，国高企超过2800家。

对于人才特别是本地高校创业团队来说，杭州科创转化氛围与创业者十分契合，体制机制的创新让科研人员创业少了顾虑。杭州“六小龙”中，三家企业创始人出自浙江大学，分别是云深处董事长兼CEO朱秋国、群核科技创始人黄晓煌、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

（杭州未来科技城展厅内的云深处展区和实物机器狗展品，拍摄/柳宁馨）

在杭州生物医药港，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见到了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杭州捷诺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徐铭恩，如今他依然是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兼顾企业和高校的工作。

徐铭恩谈起创业的初衷时表示，“十多年前，我们就觉得研究不能再放在实验室的抽屉里，而是应该真正让大家能用得上，就决定做产业转化，科技工作推进到一定程度，也需要有新的体制机制去推动成果走出校园，经得起重复和检验。”

捷诺飞成立于2013年，在生物智造装备、器官制造、高端生物材料与医疗器械等前沿领域不断革新技术产品与解决方案，其自主研发的生物3D打印机已覆盖国内近60%的市场，出口至多个国家。

“我觉得最好的环境是能让技术创业者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去跨越创业的死亡之谷。杭州的市场竞争环境相对公平，以生物医药为例，上下游产业链也是畅通的。”徐铭恩说。

近年来，浙江积极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省级创新深化试点。今年以来，浙江加快实施高层次人才“互聘共享”计划，从高校、科研院所遴选一批人才到企业担任“科技副总”，从企业遴选一批人才到高校担任“产业教授”。

早在10年前，浙江就推出《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随后逐渐修订完善，构建起“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升级”的创新闭环。

浙江大学工业技术转化研究院院长助理、浙大知识产权管理(杭州)有限公司总经理童嘉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浙江大学师生校友创新创业传统来源于求是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也基于制度化体系化的成果转化链条。

“我们想以浙大为中心，在创新生态圈里齐聚各类创新要素，让渴望创新、服务创新、正在创新的这些人围绕周围。同时，形成宽容失败、良性竞争的竞合关系，彼此之间要有交叉融合。”童嘉说。

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长期主义

客观来看，杭州既非全国最早强调科创的城市，也不是科创资源最强的城市，但在科创孵化、政策创新方面杭州具有显著的开创性。

在走访过程中，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多数创业者都提出长期主义，一是创业团队推进成果商业化、跨越死亡谷的长期主义，二是城市对于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长期主义，这需要多方资源参与、提供有效支持的创新生态。

3月17日，在“新智焕发看浙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采风活动上，杭州高新区（滨江）区委常委、零磁科学谷（智慧新天地）党委书记丁昌钰提起“大孵化器”理念，即鼓励成功、宽容失败，耐心陪伴高科技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易思维（杭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在杭州成立，来自天津的创业团队在杭州继续生根发芽，2018年又成立北美子公司。作为汽车制造领域机器视觉技术的先锋，这家企业与海内外头部新能源汽车企业合作落地数十类应用场景，参与了超1亿辆成品汽车的制造过程，近年来业务也扩展至轨道交通运维领域。

（易思维的工业视觉产品用在汽车生产线上，拍摄/柳宁馨）

易思维相关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企业在做融资的过程中，通过一家投资机构接触到了滨江区政府，双方一拍即合，企业便决定到杭州发展。

易思维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初选择落户杭州还考虑到，一方面，企业做机器视觉行业与滨江视觉产业链十分契合，另一方面，长三角有很多汽车制造客户，视觉产业人才也很充足。“我们想更贴近客户、更接近人才。”

中昊芯英（杭州）科技有限公司是海归创业团队在杭州发展的一个缩影。

中昊芯英是国内唯一掌握TPU架构AI芯片核心技术并实现TPU芯片量产的行业领军企业，其创始人杨龚轶凡在谷歌TPU核心研发团队工作过，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和技术背景。2018年底，杨龚轶凡带领海归创业团队回国创业，并于2020年正式在杭州注册落地，开始了企业的快速发展期。

在杭州的五年间，中昊芯英实现了从初创到快速发展的蜕变。目前，中昊芯英也是初创芯片公司中少数已实现盈利的。其全自研的高性能TPU人工智能芯片“刹那®”，在处理大规模AI模型计算时算力性能达国内顶尖、国际第一梯队水平。

杨龚轶凡告诉记者，当初回国创业时的担忧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创业的细分方向在国内是否能够有人支持，二是对国内环境不熟悉，不知道哪些城市适合企业发展，有好的产业生态。

杨龚轶凡表示，在早期，研发时间长、产业生态还未形成，企业发展需要耐心，也需要资金和资源的支持。早期资源基础比较薄弱，是海归团队回国创业常见的一种现象，需要资源和资金的“雪中送炭”。

“毕竟芯片产业的研发、量产资金门槛很高，多是以亿元为单位的资金投入。我们通过自己的力量，其实很难去协调更多的社会资源。”杨龚轶凡说，在2020年大家对大模型还没有概念时，浙江省政府当时就有很强的眼光，非常支持企业在这里发展。

（中昊芯英全自研的高性能TPU人工智能芯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当大多数地方还在关注亩产税收、工业产值时，浙江已经以人才为本，通过评审人才、提供配套政策等方式，为中昊芯英等科技企业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和资源，支持我们去完成一个完整的AI芯片研发。此外，浙江丰富的科技企业和产业生态，也为中昊芯英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我们在杭州的5年，能感受到这边芯片设计、生产的企业都在增加，滨江区科技公司密集，上市公司众多，这个地方的确非常适合科技创业者。”杨龚轶凡说。

从杭州全市来看，2004年修订实施的《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条例》，在全国率先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明确“每年从财政支出中安排不低于15%的比例设立产业扶持资金”，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活动。

今年，杭州提出了“三个15%”的科技投入政策：市财政科技投入年均增长要达到15%以上；市本级每年新增财力的15%以上要用于科技投入；统筹现有产业政策资金当中的15%集中投向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杭州产业集群迭代之路

对杭州而言，创新生态与城市自身产业转型之路紧密相关，在此前互联网产业集群发展中得到有效验证，如今又适用于高科技领域的创业孵化。

20多年前，杭州曾经强调“工业兴市”，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给杭州带来了一次发展的低谷，随后5年，杭州发展工业受到土地、资源制约越来越明显，发展路径有待转型。

2014年，杭州开始全力推进信息经济优先发展，同样在这一年，阿里巴巴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2017年，中国（杭州）人工智能小镇正式启用。2021年，杭州市“十四五”规划明确定位杭州为“数字经济第一城”，同年，《杭州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杭州要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头雁城市。

2022年，杭州提出打造智能物联、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和绿色能源五大产业生态圈。2025年，杭州又在培育未来产业行动计划中明确通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类脑智能、合成生物等五大风口潜力产业。

具体到产业强区，杭州未来科技城正在建设“1+3+X”未来产业体系，重点发展未来网络、人工智能、空地一体三大标志性产业；杭州高新区（滨江）拉开了“一园三谷五镇”产业布局，“中国视谷”“国际零磁科学谷”“中国数谷”都是产业集聚的特色品牌；拱墅区则围绕“1+4”主导产业，以及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制定“1+4+N”产业政策。

（杭州未来科技城的未来产业体系，拍摄/柳宁馨）

史晋川表示，20年前，杭州在大量劳动密集型、低加工度、低附加值的产业需要转型升级时，没有循规蹈矩做重工业化的转型升级，而是抓住了计算机和信息技术这一波科技革命带来的互联网创新创业红利，形成互联网产业的集群发展，为后来杭州转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产业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这种产业转型升级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非常重要的案例，也使民营经济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主体。”史晋川说。

在史晋川看来，杭州也因此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形成一种特色路径，通过互联网产业的集群发展，集聚了大量的创新人才特别是技术人才，也集聚了大量的社会民间资本，打造了一个比较领先的创业投资市场、早期投资市场，使金融创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相对能够融为一体，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如今，新兴产业集聚区在杭州各区星罗棋布，配套的产业体系、政策配套、转化平台日渐完善。

在拱墅区，智慧网谷小镇便是从老工业仓储基地变为数字经济新兴产业集聚地。“中国医药港”核心区的钱塘已集聚生物医药企业1700余家。富阳区引进杭州光机所、西湖大学光电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科研院所，做强集成电路、光电激光、生物医药、智能汽车核心零部件等新兴产业转化平台。

以科创拓展城市经济的宽度

在3月15日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提出，经济增长可以从两个维度看，一个是经济增长的高度，另一个是经济增长的宽度，所谓高度比如搞创新、搞对外开放、搞改革，都是在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把整个空间向上扩张。

当前，众多城市把创新提升到重要维度，想要抓住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变革机遇。

在走访过程中，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杭州不少科创企业对产业方向的研判都是站在科技创新作为生产力的维度上，期望从不同面向拓展未来发展的增量空间。

八维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做空间智能技术研发与行业应用的企业，推出了自主研发的空间智能平台“BWT-Urban”，创新性地引入ViLSP（Vision Laguage Spatial Physics）即视觉语言空间物理大模型技术，为大模型嵌入了对三维空间和物理规则的理解能力。

（八维通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厅，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八维通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数字官郑航介绍，八维通使用大模型加物理引擎的训练方式，可以做到实时云端访问计算，快速搭建空间模型，目前已用于消防领域的火灾预警，也可用于水灾现场、体育场人员疏散等真实场景的模拟计算，得出最优解。

八维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宏旭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企业2019年就开始做空间智能相关领域研发，当时的想法是人工智能对物理世界要感知、互动、做决策，必须要对空间进行建模，目前在水利、消防应急已经有应用，“例如，我们为机器狗装上‘大脑’，让它可以对空间进行识别，进行消防场景的巡检。”

杨宏旭认为，要创新必须形成差异化优势，需把握产业政策导向，也要深挖行业痛点，杭州搭建特色试验场供企业试错，也会对创新研发提供资金支持推动技术转化，提供了很好的创新土壤。“随着技术浪潮推进，人工智能的马拉松刚刚开始，我们现在先卡好位，基于场景应用迅速整合新技术创新。”

对城市而言，如何以科创拓展经济发展的宽度？

杭州市科技局局长楼秀华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杭州要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首选地，鼓励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原始创新研发技术到杭州来转化，实现产业化，就像此前的地瓜经济。

在杭州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看到让科技成果“从1到100”平台实践，杭光所由地方政府支持，汇集一批顶尖科学家，构建起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算法（科创生态）+数据（科技成果）+算力（基地）”科创孵化模式，将硬科技前沿技术进行创业转化。

目前，杭光所已孵化50余家硬科技创业公司，吸引外部社会资本超25亿元、孵化企业总估值超250亿元。

杭州光机所副所长赵虹霞向记者介绍道，科技创新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解决好科创的发展和安全问题，关键在于把“新质”的势能转化为“生产力”的动能。杭州光机所提出“创新-创业-创投”，打造根据地式的孵化器，构建最懂科学家创业的孵育体系，让硬科技产业化少撞南墙。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新质生产力不能仅仅停留在概念的认知之上，要有项目和主体产业，要有规模和利润，包含丰富内容的系统工程。

“在原有浙商全球网络基础上，可以增加创新的新内容。例如，和外地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机构建立更多联系，共同搭建跨地域研究平台、创新飞地。”曾刚说。

（杭州光机所“创新-创业-创投”的孵化体系，拍摄/柳宁馨）

（视频编辑柳润瑛、实习生余星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