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胡慧茵 博鳌报道  随着美国威胁挑起新一轮关税战，亚洲经济体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风险和挑战。如何稳定国内价格和汇率、平衡债务压力并防范潜在的金融风险，是一众亚洲经济体重点研究的课题。

3月27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期间，围绕着亚洲主要经济体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以及如何抵御外部压力并实现增长等话题，在“不稳定世界中寻找货币与金融稳定”的分论坛上，与会嘉宾进行了精彩的探讨。

泰国央行行长珅塔普·苏迪万纳乐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外界对泰国今年经济增长率预测从原本的增长2.9%下降至2.4%，可见泰国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脆弱性，“前段时间泰国央行下调利率，这也是必要的操作，而且就目前而言，我们采取额外调控措施的门槛相当高。”

进入2025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有新的发展，给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复苏带来更大的冲击。尽管如此，外界对亚洲市场的表现仍然乐观。

论坛期间发布的《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5年度报告》（下文简称《报告》）预计，亚洲金融市场将在频繁波动中保持总体稳定。《报告》指出，亚洲主要经济体的汇率总体保持稳定，而其他多数经济体货币可能面临贬值压力，通胀下降以及许多经济体持续宽松货币政策可能会为经济活动带来温和提振，亚洲主要经济体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或将出现回落，另外银行业风险也将总体可控。

（在名为“不稳定世界中寻找货币与金融稳定”的分论坛上，与会嘉宾进行了精彩的探讨。拍摄：胡慧茵）

亚洲经济体风险加剧

“未来最重要的风险是高度不确定性，特别是美国关税政策带来威胁，可能会触发金融市场的波动，另外企业可能也会推迟投资计划。”国际清算银行总裁卡斯滕斯在视频发言中表示，今年全球经济的波动可能会加剧。

尽管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大，但亚洲仍被认为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报告》预计2025年亚洲加权实际GDP增长率为4.5%，略高于2024年的4.4%。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亚洲经济体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预计将由2024年的48.1%上升至2025年的48.6%。

亚洲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越发凸显，这就意味着，市场需要对可能触发亚洲经济体不稳定的因素加以重视，它们“股债汇”波动性加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今年以来，曾被视为美关税战“避风港”的东南亚市场持续遭遇外资撤离。截至3月27日，MSCI东盟指数已从去年高点下跌超8%。亚洲债市的表现同样不容乐观。今年1月，外国投资者连续第三个月撤出亚洲市场债券，分析认为这是由于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提高关税以及美联储降息步伐放缓的预期，削弱了该地区资产的吸引力。另外，自2024年以来，受强美元冲击，亚洲国家货币深陷“贬值风暴”，多国央行轮番出手，试图稳住货币汇率抵御风险。与此同时，货币贬值还加剧了亚洲各国对输入性通胀的担忧，这可能会加剧各国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复杂性。

“从去年年初开始，泰国就面临近7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对泰国来说这是很大额度的资金流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关注汇率稳定的问题，要建立缓冲机制。”珅塔普表示，现在亚洲各国不仅要关注自身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还要关注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

此外，珅塔普特别提到亚洲国家外汇波动频繁的问题。他指出，今年以来，不仅是东盟经济体的外汇水平，日韩的货币波动性也在增强，从事出口业务的中小企业不会进行对冲，它们的现金流可能会出现问题，金融溢出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主要来自外汇的波动性。

对于今年亚洲股市、汇市的表现，《报告》也给出了预判。《报告》指出，今年亚洲经济体股票市场指数的波动或将更加频繁，但多数仍将保持上升态势。在汇率方面，《报告》称亚洲主要经济体的汇率预计将保持总体稳定，其他多数经济体货币则将面临贬值压力。另外，通胀下降以及许多经济体持续宽松货币政策可能为经济活动带来温和提振，亚洲主要经济体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或将出现回落。

丰富政策工具箱维持经济稳定

当前，由于公共债务快速扩张、金融市场不稳定对实体经济产生溢出效应，亚洲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脆弱性。

回想起28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给全球多个地区带来了货币贬值、通货紧缩、破产浪潮等一系列问题，并给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创伤。亚洲各国都在反思经验防范未知的风险，例如亚洲国家在区域金融合作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比如2000年5月，东盟和中日韩三国在泰国清迈签订了清迈倡议，建立了双边货币互换网络。此外，亚洲经济体还在考虑如何才能有效应对公共债务和私人部门的债务压力。根据联合国《债务世界》报告，截至2024年，发展中国家的增量债务扩张增速为发达国家的两倍，而在发展中国家里，超过四分之三的存量公共债务由亚洲和大洋洲国家所贡献。

当前，亚洲各国都在探索更适合本国发展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报告》显示，在财政政策上，多数亚洲经济体处于财政扩张区间。货币政策方面，随着通胀走低、经济增长放缓以及主要经济体进一步降息，亚洲经济体货币政策保持宽松。

卡斯滕斯认为，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当前世界各国的政策路径也具有不确定性，不能只用传统的政策，还需要采取货币政策工具来管控风险。央行的政策目标是维持金融市场稳定，需要通过不同的机构进行政策协调，围绕长期的发展趋势做好准备。

“我们一直追求稳健型的货币政策，希望政策能够带来确定的成果。但我认为，我们也要意识到政策存在局限性。”珅塔普表示，货币政策只是工具包的工具之一，各国还需要建立宏观稳定的框架，及时补充工具包来管理外汇水平和利率等。

在政策调整方面，珅塔普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考虑到不确定性，市场没必要提供太多前瞻性的指导，要注意保持政策的灵活性。他举例表示，比如俄乌冲突后，许多国家的通胀率迅速飙升，但这明显是临时性的表现而并非永久性，因此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只要渐进性的政策应对，通胀就能够有效下降。因此，有时候数据有可能会是影响政策的“噪音”。他强调，考虑到这些不确定性，亚洲央行不适宜对市场进行太多的前瞻性指导，而需要保持政策灵活性。

中国的货币政策方向向来是外界关注的焦点。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就中国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做出说明。他表示，当前，国内外环境正在进行深刻变化，全球供应链不断受到影响。中国国内经济结构也在不断调整。在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中国明确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连续多次降准降息，通过货币政策调整来支持经济发展。政策的立场是明确的，中国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择机降准降息。”

据与会嘉宾的观察，当前中国等亚洲经济体在金融表现上仍呈现出较强的韧性。为了进一步应对外部风险，中国开出了怎样的政策“药方”？

对此，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李斌分享了几点看法：一是坚持以我为主，兼顾内外均衡，实施好货币政策。自2020年以来，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大放大收，在此过程中，中国没有简单跟随，而是根据经济状况自主实施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

二是，保持弹性汇率，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功能。近年来中国持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形成机制，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亚洲新兴经济体也采用了更加市场化和灵活的汇率制度，与主要新兴经济体的货币相比，人民币汇率既保持了一定弹性，又兼具稳定性；

三是，强化宏观审慎管理，保持跨境资金流动平稳有序。在保持汇率弹性、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同时，不断丰富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的工具箱，必要时果断采取逆周期调节措施，防范外汇市场自我强化形成“势能”，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近年来，亚洲新兴经济体也采取了类似实施外汇衍生品头寸限额管理、调整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加强金融机构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监管等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增强了金融系统的韧性；

四是，推动经济更可持续、更高质量发展，加强区域经贸合作。中国坚定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经济结构更加优化，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进一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