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郑青亭 北京报道

从竞选期间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屡屡炮轰美元走强，称美国面临“严重的货币问题”，尤其是，美元兑日元等货币的汇率“令人难以置信”。这一度引发了有关是否会有第二次广场协议的讨论。对此，日本央行前行长白川方明在北京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美国并不太可能这么做。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面临财政赤字、贸易赤字、美元升值等问题。在美国政府的策划下，1985年9月，美、日、英、法、德等五国的财政部长及央行官员等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了“广场会议”。会议要求日元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

白川方明强调，从日本的贸易结构来看，当时与现在的情况有很大不同。1985年，‌日本的贸易顺差达到了461.5亿美元‌，其中，对美国的顺差创下纪录，达到350亿美元。​但过去几年，日本面临的却是持续的贸易逆差，2024年约合340亿美元，其中，对美国仍为贸易顺差，顺差额达到680亿美元。

不仅如此，白川方明指出，美国国债占GDP的比例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85年，这一比例约为35.3%；​目前，这一比例接近100%。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元大幅贬值，美国国债可能会发生抛售，不利于美债的稳定。

因此，他表示，从美国的角度看，寻求第二次广场协议“有风险”。不过，他也说，特朗普是高度不可预测的，“不知道他会怎么做”。但白川方明强调，从日本的角度看，支持类似广场协议的协议似乎缺乏充分的理由。

谈及日本的货币政策，他表示，日本央行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是理所当然的，目前的政策利率已上调至0.5%水平。日本2月企业服务价格通胀达3.0%，日本央行肯定会进一步加息，问题是速度会有多快。“市场预计日本央行今年将加息两次，每次25个基点，到今年年底达到1%的水平。”

他表示，正如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所说，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不确定性非常大”。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预设航向（preset course）,日本央行需要根据核心通胀率的变化、美国关税政策的具体影响来制定政策。

白川方明自1972年入职日本央行，2008年到2013年担任行长，在这39年的央行生涯中，参与或近距离考察了日本高速增长结束后的重大经济和金融事件，包括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泡沫经济、1990年代初的泡沫经济崩溃、2008年金融海啸、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并引发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还有围绕日元升值和通货紧缩的种种问题。

在其回忆录《动荡时代》一书中，白川方明站在货币政策决策者角度，以全球视野反思了日本经济和货币政策。他表示，执笔本书的最大动机之一，源自对欧美各国看待日本经济及日本银行货币政策定式思维的强烈违和感。在他看来，诸如“日本的过往教训”的肤浅解读，严重影响了之后欧美诸国的货币政策运作，甚至成为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日本化”现象的原因之一。

中日两国面临一些相似难题

近日，白川方明在北京的线下读书会上指出，日本与中国不仅因同处东亚有着共同的课题，在其他领域也存在着诸多相似的难题：

第一，两国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经济从高速增长向稳定增长的过渡。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持续到70年代初；中国经济真正步入高速增长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比日本晚了约30年。不过，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势必会在某个时点开始放缓，于是就会出现如何向稳定增长顺利过渡的挑战性课题。

第二，两国同样面临着应对人口动态变化的课题。就经济增长与人口动态的关系而言，高速增长是通过两条路径实现的：一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二是享受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的人口红利。目前，日本面临着少子老龄化带来的人口减少问题，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过去曾向城市大量输送劳动力的日本农村地区正在遭受人口严重减少的影响。中国则是在几年前刚刚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现象。

第三，两国都与美国发生了贸易和投资摩擦。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美之间发生了各式各样的经济摩擦，高潮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上半期。汇率、商品服务市场以及金融市场的开放问题屡屡成为摩擦的焦点。在此过程中，还经常触及日元国际化的是与非。无独有偶，近年来相似的情景正在中美之间上演。

不过，他强调，不主张中国完全照搬日本的经验，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政治体制以及社会契约。他表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希望中国能够平稳实现从高速增长到“新常态”的过渡。

多种因素共同造成日本通缩

日本作为全球具有代表性的发达经济体，曾经历“失去的三十年”、房地产泡沫破灭、长期通缩以及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但近期，日经指数在GDP数据的刺激下，成功突破了30000点大关，创下了自2021年9月以来的最高纪录。日本走出“失落的30年”了吗？

白川方明对当前的日本经济感到谨慎乐观。他认为，日本股市飙升的背后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一，日本企业在海外市场上表现优异；其二，日本企业对股东的分红大幅增加。但他强调，股市的走势最终取决于经济增速，由于日本的预期增速并没有增加，他很难感到过分乐观。

谈及今年的日本经济前景，他指出，日本央行预测2024财年日本GDP增速预期为0.5%，这是一个“合理的预测”。即便最终结果可能有所波动，但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日本未来几年潜在增速就在0.5%上下，处于相对低迷的水平。

实际上，白川方明对“失去的三十年”一词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的第一个10年里，泡沫经济时期的高增长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从本质上说，这并不是一种“失去”，而是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重归可持续发展轨道的过程。

他指出，欧美学者对所谓的“日本的教训”达成了共识，即“若日本银行在泡沫经济崩溃后能迅速实施大胆的货币政策，日本就可以避免陷入经济低速增长和通货紧缩”。但他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发达国家还是经历了与日本完全相同的历程。

他强调，日本的通货紧缩是日本经济问题的结果而非原因。日本的通货紧缩是由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泡沫经济破裂后的“过剩”，快速老龄化和少子化的人口结构，以及潜在增长率下降。

他表示，在10年或20年这样一个“长期”发展历程中，决定增长趋势的不是物价或货币等名义变量，而是生产效率、创新以及劳动年龄人口变化等实际变量，货币政策只能起到平抑波动的作用，不会影响轨道自身的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