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黄益平（北大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
我是在从日内瓦飞往北京的航班上得知张晓朴不幸去世的消息的，深感悲伤，毕竟晓朴才51岁，正处于重任在肩的黄金时期。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的同事请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我当即答应了。仔细回想起来，我和晓朴的交往并不算密切，但学术兴趣相近，谈得来。相识十多年，时有交流，但基本上都是讨论专业话题。
我第一次见到晓朴，是他请同事打电话邀请我到银监会做一个交流，当时他应该是研究局的副局长。我在加入北京大学之后的一段时期，一直试图分析中国经济中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对于中国经济前景，总是存在或乐观或悲观两极化的判断。乐观者看到持续实现的高速增长，堪称经济奇迹。悲观者则指向日益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国际收支失衡，经济增长似乎难以为继。应该说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我感兴趣的是，两种观点同时存在，背后是否存在独特的经济机制？
我的答案是中国在改革时期实行的“不对称的市场化策略”：一方面，产品市场几乎全部放开，市场供求决定价格水平；另一方面，在土地、劳动和资本等要素市场，价格普遍被人为压低。被压低的要素价格降低了生产和投资的成本，相当于是对企业的变相补贴，同时也是对家户的变相征税。另外，完全放开的产品市场又为企业的投资、生产决策提供了清晰的市场信号。这样就能理解为什么我国经济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结构失衡问题却不断恶化。这是渐进的双轨制改革政策的阶段性产物。
我围绕这一主题发表了几篇论文，还出了两本书，世界银行的《中国2030》报告也引用了我的一些研究结论。晓朴应该是看到了相关的论文，特意邀请我去讨论。那天在银监会的一个小会议室里讨论了一个下午，我简要介绍了研究，然后我们讨论了这个分析框架对于理解中国金融政策的意义以及对下一步金融改革的启示。印象中提到了银行脱媒的问题，设想如果部分存款从银行分离出来，投入资本市场，应该可以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既可以帮助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还可以增加居民的资产性收入。
说实话，一位官员因为一个学术研究而打电话邀请一个学者去做面对面的交流，这事多少还是有点让我感到意外的。学者和官员之间的隔阂是长期存在的，学者觉得官员过于保守，而官员则认为学者不了解实际。晓朴的邀请也算是在两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而且在讨论过程中，我发现晓朴有非常浓厚的书生气质，为人谦逊、言辞平和、思维敏捷。讨论结束后，他送我走出大楼，一直目送我驾车离开，才回去。在之后的十几年，他给我的一直是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书生印象。
2014年6月，晓朴作为特邀成员加入了四十人论坛，因为积极参与论坛的各项活动，且研究水平突出，当年12月就转为了正式成员，这样我们见面的次数就多了起来。但可能是因为官员身份，尤其是在后来加入中财办特别是担任经济一局局长之后，他很少在规模大一些的会议上发言。但他非常乐意参加四十人论坛秘书处组织的课题立项与结题评审会议，发表意见也比较放得开。
从2017年到2019年连续三年，我主持四十人论坛的“径山报告”项目并负责撰写综合报告，总共完成了三份报告，第一年聚焦金融开放，第二年分析金融改革，第三年探讨金融创新。晓朴多次参与课题的开题与评审会议，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18年9月15日在杭州西湖国宾馆开“径山报告”结题评审会与发布会，晓朴与姜建清董事长、张晓慧行长助理一起担任评审人。
那一期报告的主题是金融改革，综合报告沿用了“不对称的市场化策略”的分析框架，并对改革时期的金融体系总结了两条突出的特征，即重规模、轻机制。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金融体系，但政府依然保留了较为普遍的干预，我在报告里借用了前斯坦福大学教授麦金农所提出的“金融抑制”的概念。不过报告采取了一个相对务实的立场，提出一个金融政策往往同时具有正面与负面的效应，在不同经济体甚至同一个经济体在不同时期，这两种效应的相对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因此，判定一个政策好不好，不应只是根据简单化的学术理念下结论，而要基于成本效益分析。
晓朴在评论时首先对报告做了肯定，而且说得非常客气，“报告写得很精彩，很有历史感、很厚重、很务实，又特别有耐心。尤其是主报告举重若轻，让人手不释卷。”他赞扬了报告的务实性，特别提到了报告里的一句话：“一些经济体主体的非市场行为可能将长期存在。”显然，晓朴认同金融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但认为不会是放任自流的市场化过程，所以“保持战略忍耐力很重要”。
他还指出，我国在2012-2017年间在银行主导下的脱媒，是以表外业务、同业业务、影子银行为主要特征，是监管不适应金融机构合规风险频繁发生的市场化，简单地说，金融监管可能已经明显滞后。我当时感觉，他的这一段话，呼应了我们在银监会的第一次讨论。银行确实如当初预料的那样，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媒，可惜资金没有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流向资本市场，主要去了监管并不完善的影子银行，从而放大了金融风险。
基于这一进展，他对报告提了一个很具体也很重要的建议，“是否把‘重规模、轻机制’改为‘规模大、机制弱’或者‘规模大、管制多、监管弱’更好？”在报告定稿的时候，我采纳了晓朴的建议，并且又增加了一条“银行主导”。在后来关于金融改革政策的论述包括学术著作《读懂中国金融》中，我一直沿用了“规模大、管制多、监管弱、银行主导”四大特征的提法。
那天晓朴还指出了报告的一个不足，即关注英美金融体系比较多，对德国金融体系研究不够。这个批评很中肯，确实是我国金融政策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短板。晓朴不但指出了这个问题，还身体力行地去填补这个空白，当时他已经在承担四十人论坛委托的关于德国金融体系的一个研究课题，后来出版了《金融的谜题——德国金融体系比较研究》，该书还入选了2021年“CF40年度推荐书籍”。记得2022年4月10日四十人论坛召开年会，本来要给他颁奖的，但他没来会场，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在单位加班，请个假，那天是周末，估计是有走不开的公务。
作为一位可以称得上是身居要职的官员，晓朴的学术成就远远超过了大部分学者。我曾经跟他开玩笑说，他如此高产，我出去都不好意思跟人说自己是学者。晓朴从人民大学毕业以后，历经外管局、银监会和中财办，一直在重要机关工作。但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学术兴趣，不但笔耕不辍，而且成果累累，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一次获得中国金融学会全国优秀金融论文一等奖和一次“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这些都是学界仰望的成绩。
多年前我读过他的获奖论文“外资进入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当年在谈判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期，我曾经和合作者发表过一篇论文，分析对银行业的可能冲击，但我们关注的是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之间的动态竞争关系。晓朴在论文中提出，银行业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函数，要兼顾利润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更有意思的是，他认为中国的银行业开放是以外资取得中资银行少数控制权为基础的一种开放模式，这与东欧和拉美的做法有很大差异。这个视角和我平常的关注很不一样。
在晓朴所有的学术成果中，我最喜欢他关于德国金融体系的研究。据晓朴自己说，他选择研究这个课题，是因为中国和德国在经济金融发展道路和政策制度安排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他的这项工作不仅填补了国内学术研究的一个空白，提供了许多独特的视角与思路，更为近年我国金融政策的制定或指出了方向、或提供了依据。
晓朴认为，德国较好地处理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保持了长期金融稳定，二战以来几乎没有发生大的金融危机，并实现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包括较好地支持了中小企业融资。晓朴在《金融的谜题》中总结了德国金融的七个“谜题”，包括金融业增加值占GDP之比一直低于5%，银行业收益率大幅低于非金融企业；宏观杠杆率长期处于低水平；二战后没有爆发金融危机，货币、金融和房地产保持稳健；企业部门对外源融资依赖度低，偏好内源融资；银行“雨天少收伞”，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稳定性强，银企关系具有明显的协调性和共济性特征，等等。
事后看，晓朴的这项研究与结论对我国金融政策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最近这些年决策部门推出防止脱实向虚、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去杠杆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等政策，很多思路都可以从晓朴的研究中找到影子。我无法判断晓朴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具体作用，但读他的文章、书籍，可以清晰地看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跃然纸上。
这样看来，他做研究，并非为学术而学术，而是有的放矢，为了解决我国金融体系中面临的问题。2023年1月14日，我在微信里跟他聊浙江农商联合银行的事情，他说“小法人+大平台”模式与德国的“小银行+大协会”模式有相似之处。我感慨他做研究选题非常独到，他回复说：“初衷就是为了自己弄清楚一些事实。”这样看来，即便身处中枢机构，他对自己的定位可能一直是一个研究者。弄清楚一些事实，找到一些解决办法。人们喜欢用“学者型官员”褒扬一些文化高、气质好的官员，在我看来，晓朴从里到外就是一位金融学者。
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可能连一些熟悉的朋友都没有意识到，就是作为决策部门与学术机构之间非正式的桥梁。他来参加政策研讨会、邀请学者去交流，这些都是相对正规的渠道。我的体会是，其实那种非正式的沟通渠道可能更为重要。看到一个现象，听到一个观点，或者产生一个想法，如果觉得有意义，我会主动地跟晓朴说，也不担心说错话。偶尔他也会打电话或发微信来问事情或者意见。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学者提供的大部分信息都没有多少价值，但这种非正式渠道的畅通，应该是十分有益的。
2020年11月23日晚上，我和张晓朴、钟伟一起参加了四十人论坛的课题立项评审会。会议结束以后，不知什么原因，晓朴打的车没来，我自告奋勇送晓朴回家。在车上聊起数字金融专项整治，他说用数字技术解决金融服务中过去很难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但大科技公司有很多技术特点，在带来很多好处的同时，也容易造成一些问题。不过他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数字金融机构要做负责任的机构，不仅要关注机构的利润和回报，还要重视风险与稳定，并且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那天我把他送到以后，车停在大门口，又聊了好一会。后来他下车，跟我挥手告别。我说今天我得先看着你进去，他终于拗不过我，就回去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渐渐消失在院子里的路上，才驶车离去。
编者注：张晓朴，男，研究员，经济学博士，金融学博士后，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经济一局局长。2025年3月21日23时29分，张晓朴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51岁。
在去世前，张晓朴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经济一局局长。他曾供职于原中国银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曾任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研究工作组成员，联合论坛(JointForum)金融集团监管原则工作组成员。
张晓朴曾两度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9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张晓朴著有《变革与稳健:银行监管与银行转型的思考》、《人民币均衡汇率研究》、《商业银行合规管理原理与实务》、《未来智能银行:金融科技与银行新生态》等，译著有《21世纪金融监管》、《反思银行监管》等。他曾担任《金融监管研究》副主编，《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
